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守苏维埃政权承担牵制敌军、策应主力战略转移的使命,在苏区危局中坚持斗争。本文析读对象为本人收藏的三件 1934 年 11‑12 月《征收土地税收据》,是赣南省留守政权土地税征收的一手档案。三份收据出自雩都、登贤、杨殷三县,呈现三种纳税模式,其中登贤、杨殷为烈士命名县,是这一段坚守斗争珍贵的实物物证。
一、三件收据实物特征与票面析读
(一)1934年11月2日 赣南省雩都县新陂区土地税征收委员会《征收土地税收据》

该收据编号为字第55号,为纳税人留存联。票据可见:纳税人为新陂区中塅乡贫农#锡玉,全家八口人。共收实谷十一担,每人平均实谷四担三斗,税率是百分之5.8;经减免四人税谷合计一担四斗七升伍合;实缴纳税谷五十二斤,其中收谷票四十四斤,补足现谷八斤。
票据主要特征:
纳税模式:谷票抵缴+实谷补足。
收据同时使用中文数字与苏州码子,斤、升两类计量单位混杂并用,这是当时苏区税收票据的常见现象,也给后世释读带来一定障碍。彼时官方执行十进制计量换算标准:1 担折合 1 石,1 石为 100 斤,100 斤折合 10 斗,1 斗折合 10 升,1 升折合 10 合。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 1934 年 7 月由原粤赣省析置设立,初辖雩都县、登贤县、杨殷县、赣县,后续增设会寻安、于西等县;省苏机关最初设于雩都县城何屋,1934 年 10 月下旬撤离县城,先后迁驻于都县里仁、黎村、小溪、禾丰等地,政权存续至 1935 年春。
雩都县新陂区中塅乡,即今于都县新陂乡中塅村,地处于都县城西南近郊、贡江西岸,开国少将丁荣昌即为该村人。
(二)1934年11月3日 登贤县茶梓区土地税征收委员会《征收土地税收据》

该收据编号 59023 号,纳税人为登贤县茶梓区大江头乡贫农张招秀,家庭人口仅 1 人。票据上实收谷数量、税率栏或被圈改、或留白,却载明实缴税额为税谷三十二斤。
票据主要特征:
1、纳税模式:全额缴纳实谷。
2、该户为孤独女性家庭,票据未填列计税基础与税率,但明确记录实缴税谷三十二斤,该计税情形在目前公开的中央苏区税收实物中尚属首见,存在主动捐送的可能性。
3、收据书写用了多个同音假借字,“干南”“丁(又贝)”“茶子”“平农”,实际对应 “赣南”“登贤”“茶梓”“贫农”。在苏区普通民众识字率普遍不高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书写方式具备较强的实用性。
1934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缅怀工人运动领袖、东北抗日武装奠基人罗登贤,将设立不足一个月的赤南县(由原信康县残存区域,结合雩都、赣县、会昌三县边境区域整合而成)更名为登贤县。该县下辖茶梓、乱石、大埠等 10 个区,最初隶属粤赣省,1934 年 7 月改隶赣南省。县苏维埃机关最初驻畚岭袁屋下村祠堂;同年 5 月迁至小溪圩附近横路下杨家祠堂;10 月后迁驻隘上;11 月移驻黄沙;12 月转至朱坑。此后再无固定驻地,转入流动游击状态。1935 年 2 月,登贤县党政机关人员整体编入县挺进大队开展武装行动;同年 3 月下旬,县挺进大队在安远高塘(今塘村)张屋一带遭敌打散,登贤县苏维埃政府随之解体。
登贤县是赣南省南部边境典型的 “游击型” 苏维埃政权,像张招秀这样的孤独女性贫苦家庭,在当时的边境苏区并不鲜见。
登贤县茶梓区大江头乡,即今天盘古山镇茶梓村一带,也是当年红九军团长征集结与过境区域。大江头乡距茶梓圩约十里,毛泽东《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中记载 “大江头,离茶子圩十里,赖姓千多人为大族”,所记述的正是票据对应的这处地名。
(三)1934年12月15日 杨殷县均村区土地税征收委员会《征收土地税收据》

该收据编号 395 号,纳税人为杨殷县均村区东山乡贫农##材,全家五口。票据中总收谷数量、税率栏留白,仅登记人均实谷四担五斗五升;应缴税谷八十三斤,实缴税谷六十斤,余二十三斤折算为纸洋 3.15 元。依据实缴谷重与折算货币金额反推,实际执行税率约 百分之3.65,干谷折算单价约 0.137 元每斤。文中 “纸洋”,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流通货币。
票据主要特征:
1、纳税模式为:实谷+货币补足。
2、相比上述二件,该票据严格执行了主任和征收员双人钤印要求,其中一人为“代职”人员。三件票据的钤印方式,也反映了赣南省各县政权晚期税收工作人员的缺失与变化。
1933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遭叛徒出卖遇害),析分江西省兴国县西部、万安县东南边境设立杨殷县。县苏维埃政府驻均村圩,下辖原属兴国的均村、永丰、茶园,以及原属万安的黄塘、武术等 7 个区。该县地处赣西北,属于敌我反复争夺的拉锯边区;1934 年 7 月划归赣南省管辖。红军主力长征后,归杨赣特委领导,1935 年 3 月县政权解体。
杨殷县均村区东山乡,即今兴国县均村乡东山村。
二、三件收据对应的历史背景
(一)苏区借谷票据与土地税征收方式的改变
为保障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粮食供给,1933-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先后发起三次大规模借谷运动。第一次借谷任务 20 万担,用于支援粉碎国民党第四次 “围剿”;1934 年 6 月 2 日、7 月 22 日,中央又先后部署向群众借谷 24 万担、60 万担。为配套借谷工作,中央粮食部门印制四种固定面额的不记名《借谷证》:第一期面额为 10 斤、20 斤;第二、三期为 50 斤、100 斤。

进入第五次反 “围剿” 后期,苏区群众粮食储备趋于紧张,面额 50 斤、100 斤的大额借谷证难以匹配群众实际负担能力。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牵头制定统一凭证格式,交由各省翻印一式三联的记名式《群众借谷证收据》,凭证上可手写实际借谷数量,使用更为灵活。雩都县新陂区中塅乡贫农#锡玉的实物凭证中记载 “收谷票四十四斤”,对应的正是这类《群众借谷证收据》(见下左图)。

1933 年 9 月 27 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颁布《土地税征收细则》,明确规定:“土地税一律按照税额折成银款,按国币计算征收,不收谷物。” 到第五次反 “围剿” 扩红筹粮的关键阶段,中央调整政策,土地税征收改为以征收实谷为主。因为,粮食的重要性已超过货币。
(二)长征前后赣南省的战争局势
1934 年 4 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筹划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同年夏天,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陷落,粤赣省大片辖区沦入敌手,原有行政建制难以维持,原信康县大部分区域丢失,仅存小块边境。此时中央苏区控制范围收缩,仅保有瑞金、雩都、会昌、兴国、宁都等狭小地域。雩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濒临贡江,是红军主力集结、渡河长征的预设出发地。为统筹后方动员、粮草征调、扩大红军、交通保障,同时承接主力撤离后的留守斗争任务,以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主力转移,中央决定在此设立省级政权。
1934 年 5 月 17 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设立赣南军区,由项英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后续陆续设立赣南动员区、赣南战地委员会,搭建起赣南省党政军组织框架。7 月底,中共赣南省委于雩都县城成立;8 月,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正式组建,核心管辖雩都、登贤、杨殷、赣县四县,也就是本次三件税票的所属县域。全省人口约 40 万,辖区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既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也是主力撤离之后南方留守游击斗争的核心区域。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敌我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调集重兵,对留守苏区展开大规模 “清剿”。赣南省从后方支前基地,直接转变为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战场。
雩都、杨殷县部分乡区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有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得以持续开展土地税征收;登贤县地处南部边境,很快转入流动游击状态,县苏维埃机关不断迁徙,政权依托武装队伍开展活动,这和前文票据反映的登贤县驻地频繁迁移、税收凭证的特殊特征能够相互印证。
1935 年春,在敌军持续分割包围之下,赣南省辖区不断被压缩。1935 年 3 月,赣南省委、省苏机关在突围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阮啸仙壮烈牺牲,赣南省建制宣告解体;余下武装力量转入赣粤边等游击区,开启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两位烈士纪念县命名人物生平
(一)杨殷(1892-1929)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工人运动领袖、人民军队早期军事负责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变卖自家全部家产支援革命事业。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是 1927 年广州起义的核心指挥人员,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
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全面主持党的军事工作。1929 年 8 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1929 年 8 月 30 日于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 37 岁。为纪念他的革命功绩,1933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设立杨殷县。
罗登贤(1905-1933)
广东南海(今佛山南海)人,杰出工人运动领袖,东北抗日武装的主要奠基人。出身贫寒,少年时期即在船厂做工,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革命斗争,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奔赴东北各地组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开拓者。1932 年调回上海,主持全国工人运动;1933 年 3 月遭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宁死不屈。1933 年 8 月 29 日,罗登贤于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 28 岁。临刑前,他留下掷地有声的遗言:“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1934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将赤南县更名为登贤县,以此缅怀英烈。1935 年中共发布的《八一宣言》,将罗登贤列为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代表。
四、文物价值与历史实证总结
第一,本组三件赣南省土地税收据,覆盖省府近郊、南部边境、西北游击边区三类不同地理环境,对应不同家庭结构与三种纳税模式:谷票抵缴加实谷补足、全额缴纳实谷、实谷缴纳加货币补足。票据时序连续、地域样本互补、时代特征鲜明,还原出中央苏区晚期基层财税因地制宜、灵活执行的实际样貌,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空白。
第二,该组实物修正了过去对红军长征之后苏区政权存续状态的简单认知。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赣南省各县苏维埃政权并未立刻溃散;为牵制敌军、策应主力战略转移,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赣南地方留守政权依旧坚持开展土地税征管,筹措粮款物资,支撑留守武装斗争。也直观反映出,当地贫苦群众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仍然用实际行动尽力支援苏维埃政府与留守部队,充分体现出苏区民众无私奉献的革命底色。
第三,这是烈士命名县极为珍贵的一手实物遗存。杨殷县、登贤县都是中央苏区前后曾以9名革命烈士命名的建制县之一,票据承载着对杨殷、罗登贤两位英烈的红色记忆。 综上,三件税证兼具实物档案、红色文物与学术研究多重价值。它不只是几份旧时财税单据,更是赣南留守政权履行牵制策应使命、开展艰难坚守斗争的物质见证,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原苏区的斗争图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依据。
参考资料
1、《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2、《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 年版 3、《红色中华》影印本 4、红色文化数字史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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