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同志是浙江诸暨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自１９３６年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始，直至他于１９９１年逝世，为党的统一战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反映情况　为党立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在抗大学习的金城同志恰好结业，中央决定把他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留居延安的十年之中，他先后担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交际处长，负责接待了数以千计的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到延安的国内外著名人士、国际友好人士、外国记者、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以及各类视察团考察团等。在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中，他一方面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同时他自己不畏艰难，不怕辛苦，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政策水平，及时地向党中央反映党外人士的思想动态、意见、建议，这不仅为党团结了大批的志士仁人，而且为毛主席判断时局、思考党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发动内战的时间，遂玩弄“和谈”阴谋。他故作姿态，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对此，延安各界议论纷纭，焦点是毛主席此行的历史作用和安全。金城同志从住在延安的国民党人员那里获知国民党当局对“和谈”毫无准备的重要情况后，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审时度势，决定击破蒋介石的“和谈”骗局，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国民党当局一时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在谈判中，全部方案都是我党提出的。经过４３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谈起此事，当事人动情地说：“这场斗争的胜利，金城同志是有功的！”

　　善交朋友　争取人心

　　金城同志在延安工作时期，他领导的延安交际处既是一个接待单位，又是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窗口，从国民党统治区和国外来延安的党外人士和国际友人，最先接触到的共产党人和边区政府办事机关，往往就是金城同志和交际处。各种出身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的外来客人，对共产党和边区的了解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抱有好感，或抱有偏见，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金城同志和交际处工作人员的工作做得如何，往往起很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并要求交际处工作人员善交朋友，争取人心，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战斗作用。在具体工作中，他以自己为人的诚恳、热情、耐心、宽厚，以及工作作风的细致、周到，赢得了来访者的好感。很多原来对共产党持有偏见或抱有疑虑的人士，经他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始转变态度。他给很多党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党外朋友同他的友谊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生死不渝。

　　与此同时，许多来延安援助抗日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艾黎、爱波斯坦、马海德等，都受到金城的热情接待，并帮助他们了解延安，了解我党的抗日政策。有一次，金城同志到宝塔山下看望白求恩，诚恳地说：“延安很艰苦，没有面包和黄油，我们对您照顾不周，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不必客气地提出来，我将尽力为您服务。”白求恩感动地说：“谢谢您的关心，您给我的猪油和蜂蜜可以代替奶油和果酱，涂在烤馒头片上很好吃。”

　　尽心竭力　倾注忠诚

　　１９４８年，是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决战的一年。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军事战场，要干净、彻底消灭蒋家王朝赖以存在的八百万军队；另一个是争取民心的不流血的战场，那就是充分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争取一切能争取的爱国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创建新中国。恰在这时，金城同志随党中央到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李家庄，依然战斗在党的统一战线阵地上。这时，党中央公开发表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和响应。不久，许多知名的社会贤达、民主人士应邀相继来到李家庄。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金城同志承担了接待任务。为筹备新政协会议，他先期进入北平，接待和安置了从香港和未解放地区前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一批批民主人士与党外朋友，为新政协会议胜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繁杂而又具体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金城同志协助李维汉、徐冰等同志完成了十分繁重的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安排，使其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委中发挥所长。与其同时，金城同志十分重视散落在社会上的生活有困难的老年知识分子，协助中央积极筹建了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并建议成立了各省市文史研究馆，以利于调动这部分老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老有所用，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