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算今年是刘志丹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很想写一些纪念的话。

　　两当兵变失败后，１９３２年７月间，我在耀县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我们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他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而深刻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深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他比我大１０岁）。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１９３３年，我只有１９岁，他见到我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做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他让我多作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他离开照金根据地时，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我，要我们继续扩大游击队，除了保卫根据地，还可以给红军补充兵员。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我们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了。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１９３４年，我们在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内）建立了革命政权，我被选为革命政府主席（后改为苏维埃政府）。建立政府时，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一次，他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并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欢迎我给大家讲话。一时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事后他对我说：“我们共产党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他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２０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志丹同志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模范，陕甘边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庄有几口锅，能容纳多少人，他都能说出来，大家说他是活地图。在反围剿中，我们常打胜仗，就是因为我们有群众，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敌人进来，见不到人，什么也问不到，像瞎子，只能挨打，不能招架。

　　我们的政权建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我们定了法，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

　　这年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的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志丹同志十分注意经济工作，一开始他就让根据地建立集市，欢迎白区商人来经商。他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我们在边区还发行了用木板洋布印的货币，把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