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埋倒计时 活埋坑 1935年10月的陕北,寒风从黄土高原的罅隙里钻出来。 瓦窑堡汇川通号后院,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当地人叫它“特别招待所”。推开铁皮包着的木门,血腥、霉烂、粪便的臭味扑面而来。每间小屋关了十几个人,地上铺几把谷草,没有铺盖,没有火盆。零下十几度的夜晚,人们只能靠着彼此的体温勉强不让自己冻僵。 后院西墙根下,黄土被挖出一个长条形的深坑——三米深、两米宽。新鲜的泥土堆在旁边,湿漉漉的,散发着土腥气。 坑已经挖好三天了。 保卫局的人来来往往,路过那个坑的时候,有人会多看一眼,有人一眼都不看。看守们私下里说,那是给“反革命分子”准备的。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填土。 距离刘志丹被处决,还剩72小时。
第一章 死人堆里的报纸
1935年9月20日,甘肃南部哈达铺。 红一军团侦察连的几个人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装,走进一家邮政代办所。指导员曹德连让通信员把柜台上的旧报纸全抱下来——七月份的《大公报》,八月十五号的《西京日报》,大部分是九月份的,都还没开封。 曹德连展开《大公报》头版,目光被几行铅字钉住了。 “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二万。 曹德连把那份报纸叠好,塞进贴身口袋,骑马直奔军团部。 毛泽东这阵子在看《三国演义》。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以来,走了将近一年。八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三分之二,剩下不到七千 人。俄界会议刚刚决定向中苏边境靠近——那个地方除了雪和沙漠什么都没有。 梁兴初把报纸摊开放在炕上。毛泽东拿起最上面那份《大公报》,翻了两版,停下来。 油灯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得很慢。周恩来绕到他身后,看到“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那段,眼神也变了。 毛泽东把报纸举到灯下,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同志们,我们到陕北去。” 他转过身,用火柴点上一支烟:“刘志丹,陕北的同志们,天不亡我。” 话音未落,贾拓夫被警卫员从前面一个村找了回来。 他是陕北神木县人,中央红军里唯一一个来自陕甘根据地的干部。贾拓夫坐下来,从1932年陕甘游击队如何建立讲起,讲到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等一等。”毛泽东打断了他,“陕西省委被破坏,是什么时候?” 贾拓夫的声音放低了:“1933年7月,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被叛徒发现。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26军政委杜衡当场被捕,两人当天就叛变了。” “袁岳栋和杜衡现在何处?” “杜衡改名杜励君,在国民党南京政府里做事。袁岳栋不知所踪。但他们叛变后把红26军的情况、党组织的关系、陕甘根据地的位置,全部出卖了。” 空气凝住了。 博古第一个反应过来:“陕北党组织全暴露了,那刘志丹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深深抽了一口烟,烟头在暗红色的光亮中一明一灭。 “贾拓夫同志,你带上电台,带上骑兵,三天内出发。你到了以后,告诉陕北的同志们——中央来了。” 贾拓夫把头低下去:“主席,我服从命令。但是——” “但是什么?” “他们不一定相信我。”
第二章 骑兵连的三个昼夜
王耀南被叫来的时候还在擦枪。 周恩来把任务交代得很清楚:“你送贾拓夫去陕北。骑兵连你带,三个排的兵力。” “周副主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王耀南站起来,“同志们打了快一年的仗,现在就要找到陕北的根据地。” 9月23日黎明,骑兵连从哈达铺出发。 第一道关卡设在甘谷以西的一个隘口。哨兵端着步枪,隔着壕沟喊:“什么人?” 王耀南骑在马上,面无表情:“我不想开枪,你把岗哨撤了。” “那是上级——” “你们师部已经放弃这个防区了。”王耀南的语气很平静,“你听见西边的枪声了吗?” 西边没有枪声。哨兵竖起耳朵听了一阵,缓缓后退,把手从步枪上移开。 第一道关,没有伤亡。 东北军的防区就没这么好过了。哨卡密度是西北军的三倍。王耀南不打算硬闯,他从电台监听到的信息里判断出东北军某师部将于当夜换防——防区有三个小时的空档。 凌晨一点到四点。 夜晚的黄土高原静得出奇,骑兵连的马蹄裹了破布,踩在干裂的黄土上发不出声响。走在最前面的侦察排战士柳根成趴在地上,用耳朵听地面的震动。他的方法是找一根铁钎插进土里,耳朵贴在铁钎上——远处车轮的震动从黄土里来,比从风里来得先。 “车声,三辆。三百步。” 他们在最窄的山路上和东北军的骡车队擦肩而过。贾拓夫压低嗓音,用山西口音喊了一声:“走快些,天不早了。”对方回了句:“催什么,你家着火啦?” 等天边出现第一抹肚白的时候,骑兵连已经翻了三个山头。 真正要命的不是正规军——是刀客。 第二拨刀客开了枪。 对方人数不下三十,步枪七八支,从山脊线往下一字排开。枪战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对方三人被击毙,骑兵连两人受了重伤。一个战士的肠子从肚皮上翻出来,卫生员把肠子按回去,用绷带缠了三圈,战士疼得昏死过去。 译电员潘云山趴在一块石头后面掩护贾拓夫发报,被流弹击穿了左前臂,子弹卡在骨缝里。他咬着衣服袖子,让卫生员把子弹头硬拔出来,再用盐水浇进去。 “盐水不够,他娘的用酒也行!谁有酒!”卫生员大喊。 没人有酒。 贾拓夫的电台向中央发电报通报了方位和伤亡情况。中央的回电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前进。”电报后面附着一行小字:“周副主席指示:贾拓夫和电台必须完整送达,其他酌情处置。” 两死四伤,6人战损。 1935年9月28日,黄昏。甘泉下寺湾的轮廓出现在骑兵连的视野里。 一个穿灰蓝色军服的年轻人站在村庄入口处张望,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他看到了王耀南和贾拓夫,目光在他们身上停留了几秒。 “你是哪个部分的?”贾拓夫翻身下马。 “红十五军团,”那人上下打量着贾拓夫,“你是谁?” “贾拓——” 话没说完,那人身后又走出一个人来。 徐海东。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钉进了黄土里的树桩。两只眼睛里面有一种东西是照片拍不出来的——仇恨。后来王耀南才知道,徐海东一家六十六口人被国民党杀害,老老少少没留一个活口。 徐海东问:“你们什么人?” “中央——军委三人团,我叫王耀南。这是贾拓夫同志,中央派来的——” 徐海东的脸色突然变了。 “贾拓夫?”他的声音像刀片刮过铁皮,“给我绑了!”
第三章 叛徒的罪名
“你为什么绑贾拓夫!”王耀南只来得及跨出一步。 “贾拓夫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徐海东低头看他,目光里满是怀疑,“我告诉你,贾拓夫第二次被捕,由于他出卖,陕西省委领导同志全部被捕。我们一直在通缉这个人。你说他是中央派来的?” 几个十五军团的指挥员闻声赶出来。贾拓夫已经被五花大绑,有人用枪托戳他的腰,让他跪下。 “你不许打人!”王耀南面朝徐海东:“我来告诉你中央红军的情况。你们团以上干部最好全部参加,听清楚了再下结论。” 下寺湾的红二十五军驻地灯火通明,三间大瓦房坐满了人。 王耀南站在屋子中央。他回头看了一眼贾拓夫——已经被松了绑,抱着受伤的胳膊,背靠着墙站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央就派了杨靖宇、赵尚志等五十个团职干部到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现在北上抗日的红军陕甘支队已经到了陕北。中央的路线是抗日,北上。而张国焘的口号是‘南下,到西康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吃大米’——” “谁让你在这儿发表演说的?”徐海东手里的钢笔在桌子上敲了两下,“你说的这些我一件都不知道。你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我凭什么信你?王耀南同志,我问你一句,你们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逃跑?” 话音刚落,屋子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我纠正一下,不是逃跑。”王耀南深吸一口气,“共产党的敌人有两个: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北上。至于红一方面军现在的状况——徐军团长,我们走了将近两万里的路,爬了夹金山、过了松潘草地,红军的战士在雪山上坐下来就再也没起来,在沼泽地里陷下去挣扎到最后一口气。你在陕北有家,有根据——” “你他妈的!”徐海东突然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声响,“你别跟我讲什么雪山地势,我徐海东六十六口人被国民党杀了个精光!我比你更恨国民党!但是张国焘是我的老上级,他要南下,你们中央说北上,到底谁对他俩更忠诚?” 王耀南深深地看了一眼徐海东,然后慢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那是他在瑞金红军大学编的教材。 “徐军团长,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1935年6月16日,中央给张国焘发电报,反对红四方面军以西康为发展方向。张国焘、陈昌浩第二天联名回电,要求向西北或者向西南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同意中央向北、向东以抗日前线为发展方向。你不是问我到底听谁的?你要南下吃大米,还是要北上抗日,你徐海东自己看着办。” 徐海东的脸色变了。 他转了转手里的钢笔,又把笔放到桌上,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后面有人走进来,一进来就看到了王耀南:“王主任!你怎么来了!” 是程子华。原红一方面军红22师师长。 “程子华同志,你来得正好。”王耀南握住他的手,“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中央的首长们让我带过来了一个短波通讯设备,你赶快和周副主席通个话。” 程子华和贾拓夫在偏房里架好了通讯设备。徐海东不相信那个耳麦里传出来的声音就是周副主席。程子华接过送话器,对着里面喊了一声:“周副主席?” 耳麦里传来一个沙哑但清晰的声音:“子华同志吗?你到了十五军团了。” 程子华拿着耳麦的手在发抖。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报告周副主席,红15军团已与陕甘红军会师。贾拓夫同志和王耀南同志已经到达。现在我们正在甘泉下寺湾,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 “子华同志,你转告徐海东——”周恩来的声音在短暂的电流噪声之后再次响起,“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你重复一遍。” 程子华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徐海东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他盯着那个发报的机器,像是要看清它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人。 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偏房门口,伸手摸了摸挂在门框上的那个耳麦。 “周副主席,”徐海东犹豫了片刻,对着送话器说,“我是徐海东。中央是——” “海东同志,”周恩来的语气温和了,“我是周恩来。中央红军已到哈达铺。中央现在正寻找你们。你配合王耀南同志和贾拓夫同志的工作,等我与你们会面。重复: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 徐海东转过身来,看了看贾拓夫,又看了看王耀南。 他没有立刻表态。重新坐回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他想了一小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的话: “周副主席的讲话我听清楚了,但我的问题呢?我问:中央为什么要逃跑?”
第四章 一场持续十四天的生死辩论
瓦窑堡下寺湾的那间大屋子,成了红十五军团所有人争论的战场。 三十多个人挤在里面——郭洪涛、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贾拓夫、王耀南。连厨房的老炊事员都搬了张板凳坐在门口听了三天。 论战的第一个辩题是:中央红军到底是不是逃跑。 徐海东先站起来,拿着两封电报的底稿往下念。第一封是1935年8月下旬张国焘发给红二十五军的:“党中央有极少数人主张北上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南下计划。”第二封是1935年9月中旬:“中央红军已分裂,擅自北上。” 这两封电报底下的红二十五军干部们全炸了锅。尤其是那些从鄂豫皖出来的干部,对中央红军的事情有所耳闻,但不完全明白。王耀南从他们嗡嗡的议论里听出了一些话——“中央红军真的分裂了吗”“张国焘为什么说他们逃跑”。 王耀南冲着徐海东喊了一嗓子:“徐军团长,你是中国人吗?” “废话,我是。” “你是中国人,你就应该抗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平津眼看就要完了。我们要北上抗日,跟鬼子拼命,你张国焘要南下,往西康走,到深山里猫着吃大米去。你就这样退,退到哪里去?退出中国?” “南下计划是刘伯承总参谋长制定的!朱德总司令亲自下令执行!”底下一个矮个子喊了出来。 王耀南心里一紧。他斟酌了半天措辞,一字一句往下交代: “同志们,刘伯承总参谋长不同意张国焘南下。张国焘撤了他的职,但是撤职之前让他两小时之内做一个南下作战计划。你让刘伯承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是个人的责任心——部队八万多人,没有作战计划怎么走?至于朱德同志,他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但看到张国焘已经带着八万多红军南下,不迅速打开局面就没有立足之地,马上就是冬天,八万红军就是等死了。” 赞成张国焘路线的说中央红军抛弃了四方面军;赞成中央路线的说红军北上不是为了逃跑,是为了抗日。还有些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在旁边问了问:“你们中央红军总共还剩多少人?” 这场辩论持续了十四天。 十四天里,王耀南、贾拓夫、程子华三个人轮番上阵,讲了中央的抗日路线、讲了张国焘把部队往雪山里带的实际情形、讲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战士们的名字——那些已经被冻成“石头”的战友,那些在沼泽地里挣扎到最后一口气的人。 十四天里,十五军团的干部们从激烈争辩到沉默不语,从沉默不语到私下讨论,从私下讨论到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的集体表态——北上抗日。 1935年10月6日,红十五军团的操场上传来了一首从未听过的新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围着操场学唱。这首歌后来传遍了大江南北,但在这一天,它是红十五军团向中央靠拢的信号。
【作者按】是一桩不为人知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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