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许多建党前后的珍贵革命文物留存至今，重温一件件文物背后的建党往事，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矢志救国的赤诚情怀，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具有积极意义。

    《共产党宣言》“姐妹本”——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首版本与9月再版本。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厅中央的玻璃专柜里，静静地陈列着两本纸张泛黄的小册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首版本与9月再版本，也被称作“姐妹本”。这两本合计仅百余页的小册子，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点亮革命火种的光辉历程。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但始终未有《共产党宣言》全本翻译。五四运动后，翻译完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任务。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陈望道的肩上。1919年底，上海《星期评论》决定连载《共产党宣言》，经邵力子推荐，刚从日本回国、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陈望道担起了此项翻译重任。为躲避外界干扰，潜心完成翻译，1920年2月，29岁的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和陈独秀、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在一间简陋破旧的柴屋里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柴房里两条长板凳、一块宽铺板，既是书桌也是床铺。春寒料峭，他伴着一盏昏暗油灯日夜奋战。母亲心疼他辛苦，送来粽子与红糖，他因太过投入，竟蘸着墨汁吃完粽子，还浑然不觉地说“够甜了”，这便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动人由来。翻译《共产党宣言》难度极大，陈望道反复琢磨、逐字打磨，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全本翻译。

    陈望道携译稿抵达上海时，《星期评论》已遭查禁，他托学生俞秀松将译稿转交陈独秀。译稿经陈独秀、李汉俊精心校阅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单行本。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面世，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首印1000册迅速售罄。因排版疏忽，封面错印为《共党产宣言》，9月推出再版，改正书名，马克思肖像底色改为蓝色，加印1000册。此后《共产党宣言》多次重印，成为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馆内珍藏的1920年9月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由中共早期党员张人亚的父亲在为张人亚假造的衣冠冢中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张人亚（原名张静泉）有一本9月版《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他冒险将一批党的文件与马克思主义书报送回宁波镇海老家，托付父亲张爵谦妥善保管。张爵谦对外谎称儿子已离世，修建起衣冠冢，用油纸将书报文件层层包裹，秘藏于冢中。张人亚转移文件后于1931年赴江西瑞金继续革命，1932年因劳累过度在苏区病逝，年仅34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久等儿子不归的张爵谦估计儿子已牺牲，挖开墓穴取出文件，让三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上交政府。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征集革命文物，张静茂将珍藏的9月版《共产党宣言》捐赠给筹备处。这本历经风雨的小册子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经多年努力，2005年8月，纪念馆从山西征集到8月版《共产党宣言》，至此，珍贵的“姐妹本”终于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团聚。

    这两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见证，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它们讲述着翻译者的坚守、守护者的赤诚、革命者的奉献，不断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续写信仰与奋斗的崭新篇章。

    《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理论性刊物

《共产党》月刊。

    随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8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0月，李大钊指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长沙等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建立。为直接推动建党的准备工作，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

    《共产党》月刊一出刊，就受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共产党》月刊刊发了一批回答“为什么建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问题的文章，刊发了有关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文章，在建党理论准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很不容易，编辑出版发行处和书刊随时都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共产党》月刊在《新青年》和《广东群报》上，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公开刊登每期要目广告，而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发行出版又都是秘密的。作者署名也不用真名，而是用笔名和化名。如李达用“胡炎”“江春”，沈雁冰用“P生”，施存统用“CT”等。刊物主编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他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小亭子间里，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办刊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出到第二期时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中止，后经多方努力才恢复出版。

    在《共产党》月刊第三期出版时，法国巡捕房派密探来干扰。计划刊登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的一页被搜去，出版后的这一页就“开天窗”，上面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字，成为这份刊物历经艰险的独特印记。即使环境如此恶劣，《共产党》月刊依然从1920年11月一直办到1921年7月，共出版6期，单期发行量最高达到5000多份。

    如今，历经百年沧桑，存世的《共产党》月刊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泛黄的纸页间依然能感受到早期共产主义者探求真理、建党救国的炽热初心。

    中共一大会址——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的正式会场，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望志路辟于1916年，因法国工程师望志（M.Wantz）而得名，在当时是偏僻的“城乡接合部”，并不繁华。1920年夏秋之间，望志路上沿马路一排建起5幢石库门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1920年，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号、108号居住，并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商谈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他们和在粤在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后，由李达、李汉俊发函给各地共产党组织，请每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当时李家所在的这一区域刚刚开辟，人烟稀少，周围环境比较僻静。为了会议的安全，中共一大的主会场就安排在李汉俊家里。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会议。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会场设置于楼下客厅，面积不大，约18平方米，布置也很简朴。代表们坐在一张长餐桌四周。大会开始，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致辞，随后代表们商讨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大会委托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代表们进行认真讨论。

    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从后门闯入会场，借口找人后匆忙离开。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刻判断此人是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在场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很快，法租界巡捕就搜查了李宅，李汉俊从容应对，以这是自己哥哥的房子，在这里只是北京大学的几名放暑假的师生谈论新文化运动为由，成功应付了巡捕的盘问，巡捕搜查后没有发现异常便离开。这场意外，导致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勘察确认中共一大会址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1950年9月，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开始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历时半年，于1951年4月找到并确定原望志路106号为中共一大会址。随后展开建筑的修理加固和陈设布展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中共一大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