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李锦拍摄的朱镕基在山东嘉祥农民家庭了解化肥情况。

    今天，我听到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去世的消息，心情不由一沉。浮想联翩：

    1993年至1995年，我四次随同朱镕基调研的事情，像一个一个镜头涌上心头来，感受大国总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对国家调查研究、破解难题的功绩。

    由于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多年间，我经常随同领导同志调研，近距离接触，得以思考中国发展问题的战略。我发现，每一位领导人总是带着问题下来的，他们在例行公事考察或参加活动后，总是想寻找解决某一问题的新思路，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农村发展，或者是企业改革，或者是党的建设。领导问什么、怎么问、关注什么，我细心分辨，也记录着。很快写出消息，拍出照片，通过新华社通稿，影响全国。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经四次随同朱镕基同志调研。两次是棉花生产，两次是税制改革调查。朱镕基同志还四次对我的调查做出批示。朱镕基同志是个性突出的领导。他雷厉风行，敢说敢做，讲真话，求实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朱熔基到山东嘉祥县群众家察看化肥供应情况（李锦摄影）

    一、第一次调研是1993年春节以后，在山东嘉祥，那次调研是解决棉花生产的问题。

    农村改革高潮已经过去，政策红利已经不多。要鼓励农民多种棉花，但是种棉花不赚钱，价格压得低，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朱镕基总理是正月十六到的嘉祥，还在正月里，群众见到他都称总理，坐下来县委书记汇报“尊敬的朱总理。”

    朱镕基马上打断他说，“我是副总理，你不要提拔我。”大家哈哈一笑。

    县委书记讲，“新年以后，冒着严寒到基层，首先祝朱总理新年愉快。”

    朱镕基把手抬了一下，眼睛盯着县委书记，“我来看望大家，不要再问候我了。我首先向你们祝贺春节快乐。这形式走过了。下面就不要说这个话了，耽误时间”。

    当山东省某部门负责人汇报到棉花产量，山东可以少种的时候，而且已经和中央某领导汇报过，朱镕基说“停下停下，你说中央某领导是谁呀？你如果找江泽民，江泽民还要我还要与我讲，这个问题归我分管。”

    姜春云书记马上出来圆场，按照镕基同志的要求办，大家不要强调什么理由。

    当县委书记照着稿子念时，有些中规中矩的套话。朱镕基说，“你把稿子放下来讲嘛。”

    县委书记只好放下了，讲了两句讲不出来，头上冒汗，又拿起稿子来念。

    朱镕基说，“你把稿子放下来不行吗？你离开稿子就不能讲话了吗？”

    朱镕基同志对工作要求的严，讲实话、讲真话，不搞形式主义，风格的凌厉，批评人不留情面，给人留下最初的印象。  

李锦拍摄的1993年朱熔基在山东禹城调查农机情况。左四为时任德州行署专员杨传堂，左一为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

    二、第二年，随同朱镕基同志调研，还是解决棉花问题，重点是化肥价格与农民利益问题，便于调整政策。

    我们一行人到了德州市的禹城县。中饭前到的，下午开会。

    朱镕基听汇报的时候问，“你们尿素多少钱一吨？”

    汇报的人讲“是1300”。

    “最多的多少？”

    “1400。”

    朱镕基拍了桌子，他生气了。“胡说，我的秘书中午没睡觉，到你们市面上几个店里问了，你们这里是1700，还买不到。1300是今天上午刚刚在黑板上擦了重写的，我的秘书看了好几个点，你们不要说假话，糊弄我。”“化肥的钱是怎么被贩子赚了，让农民吃亏了。这些条子是怎么到贩子手里的。”

    谁都没有想到，朱镕基总理派秘书私访，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以事实讲话，敢于坚持事情真相。面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他不留情面，当场揭露真相，敢于指出问题。

    这次调查结束，我写出新华社通稿，消息导语中强调“朱镕基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放在突出地位……”，朱镕基大笔一挥，导语里只留下一句话：“朱镕基同志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国家需要棉花，鼓励农民多种棉花。”一句话，简单扼要。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放在突出地位”，这是通常的新华体，先讲大的帽子，再讲具体事。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大的“纰漏”，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自已是多年的老记者。后来向社长汇报了，领导和我讲说，你不要难受，这位领导的风格和其他不一样，他有什么说什么，不穿鞋戴帽。我说，还是我没有想到，对每位领导的语言习惯了解不够，是我们的差距。这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一定要实事求是，讲实话，不要穿鞋戴帽，说有用的话。我总结教训，要研究每位领导的语言风格。整理的朱镕基讲话三辑，历届领导的讲话文章剪贴有80多本。经济如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县域经济、金融形势等；政治类如政治文明、组织创新、基层党建、群众路线、新阶层入党、民主选举、廉政建设等等。自进入新华社工作后，我整理的各种剪贴本达400多本，堆起来一直到天花板。

    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镕基同志解决税制改革问题的两次调查。

    1993 年启动的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财税体制变革，改革方案并不是中央直接下达，而是经过大规模实地调研、与各地方反复磋商谈判后形成的。1993年国家的财政税收当时只有960亿，中央财政非常紧张。税制改革以后，税收大量进北京，很多省有阻力。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中央决定把财政包干转向分税制，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由于直接触动地方既得利益，经济发达省份阻力很大，必须实地摸清各地财政底数、听取诉求、协调利益，不能简单自上而下推行

    朱镕基下了飞机，天气很冷，从机场到会客室有一段距离。姜春云刚刚讲天气，而朱镕基第一句话说，“我已经到辽宁去过了，现在来要听听你你们的看法。”

    姜春云讲，“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朱镕基说，“山东是大省，你的表态很重要。你们思想是通的，通了就好，不要说虚话，我就来干这一件事。”这种单刀直入的方法，一下子进入调查的核心问题。

    朱镕基这次调查是关系中央财政的大事。改革开放之后长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数额按包干协议确定，极大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但也造成两个突出问题：两个比重持续下滑：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走低。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仅约百分之22，中央财力薄弱，多次向地方借钱，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国防、重大基建、转移支付难以保障。包干制容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搞税收减免、市场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税制繁杂，企业税负不公平。

    朱镕基调查是要解决问题的。调研核心目的三件事：①实地核查地方财政收支基数；②宣讲改革目标；③谈判确定税收返还基数、共享分成，化解地方顾虑。

    1993年9月至11月，朱镕基带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体改委等60余人的工作组，历时74天，先后走访17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一边调研财政实情，一边和地方党政负责人沟通、算账、博弈，为1994年正式实施分税制奠定现实基础。其中两次到山东。山东是税收第一大省。东部财税大省江苏、山东、浙江、上海财政贡献大，包干收益高。调研重点核算财政基数，协商增值税75:25 分成、消费税上划中央之后，地方的补偿机制，化解发达地区担心财力下滑的焦虑。最大限度照顾地方既得利益，降低改革震荡。最后税种划分，是关税、消费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增值税中央百分之75、地方百分之25共享；营业税、城建税等划为地方税。保留地方原有的部分优惠政策，不一步全部取消，实现平稳过渡。调研结束后，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1月1是，全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同时配套推行增值税为核心的工商税制改革，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为九十年代后期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均衡发展打下制度基础。  

    四、我先后四次随同朱镕基总理调研，两次是农业，两次是税制改革。

    在朱镕基当政期间，全国面临经济困难，农业下滑，财政下滑，很多国有企业严重亏损面临倒闭的困难局面，国际交往贸易出不去。他领导政府进行的全方位改革，不仅使国家走出了困难局面，还成功应对了1997年的亚洲经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并且他对金融、电力、通信、地产等领域的改革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创新的一系列制度使当今的中国经济一直受益。我写的青岛双星市场经济调查、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与西藏雅江调查、援藏调查，四次得到他的批示。

    朱镕基总理把调查研究当作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我亲眼见到他下基层调查研究，到百姓家里面去看看实际情况，看看老百姓种棉花有什么困难，问题解决的要点是什么，基层到底是什么情况，只有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能对症下药，这样工作就能更贴近实际，更接地气，让老百姓信服理解政府。

    难度最大的是税收改革，朱镕基避免改革一刀切，没有依靠行政命令直接推行，通过大规模实地走访，掌握全国不同地区财政真实情况，兼顾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诉求，形成“基数返还” 制度设计，成为改革平稳落地的关键缓冲，减少中央地方利益冲突。我在后来的调研观确立“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其中“国家难题破解力”写入我的核心价值观，很重要的学习朱镕基破解难题的方法与思路，终身受益。

    朱镕基总理走了，他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丰功伟绩，他忠诚国家的立场、正直无私的品格、勇往直前的斗志、求真务实的作风、破解难题的调研功夫，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敬爱的朱总理，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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