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故主席，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战友、卓越的民主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表示我们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和衷心的敬意。沈钧儒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求进步，追求真理，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终生。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副主席称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广大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受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

　　沈钧儒先生早年从事立宪运动，继而积极地参加辛亥革命，又在多年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执行律师职务，掩护和营救了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严重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内战和反人民的法西斯暴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１９３３年，沈老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震动了全国。沈老在此之前就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他又联络全国各地救亡团体，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共同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主张，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沈老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仍奋不顾身，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他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冲锋在前的崇高品质，教育、鼓舞和带动了千千万万的爱国者。他被公认为救国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一时期沈钧儒先生所写的许多诗篇，充分反映了老人发自内心的爱国深情，至今为人们所传颂，真可谓声声中国人，拳拳赤子心。他的诗篇和言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人们的救亡热忱，也是留给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

　　为了推动全民抗日和实现民主政治，沈钧儒先生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和迫害。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七君子”被捕入狱就是突出的一例。为了抗日救国，沈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狱中严正指出：以爱国行为而诬为害，以救亡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把国民党的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反动派诬蔑他被共产党利用，他则公开申明：“假如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表现了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同胞、广大爱国侨胞的义愤，在外国一些知名人士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七·七”抗战开始，中共中央一再敦促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迫于形势，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沈老出狱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衷，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斗争。”沈老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沈钧儒先生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真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在武汉和重庆，他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亲密地交往，互通声息，配合工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妄图消灭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以沈老为首的救国会的几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当时有些人恶意讥讽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沈老响亮地回答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这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纯朴真挚的感情。

　　沈钧儒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和进步，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宝贵的贡献。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疯狂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施以法西斯暴行，１９４７年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沈老毅然到达香港，于１９４８年初，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取消民盟的合法地位是根本违法的，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而斗争，并且在香港重建民盟总部，从而为民盟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沈老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老参加了人民政权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坚决接受党的领导，竭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在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促进保卫世界和平运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同沈老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常在一起讨论、协商国家大事。今天在座的彭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和沈老接触也不少，至今有些事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５０年沈老率领中央西北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达西安，我见他年近八旬仍为国不辞辛劳，非常敬佩。１９５３年沈老大病初愈，到江南去休养。虽然在休养中，他还关心着群众的疾苦。当时，他了解到一些农村中，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感到非常不安，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并且附送了材料。毛主席当即批示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并且函复沈老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涵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１９５８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沈老这种为国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