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朋友，我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４０个春秋的知心朋友。

　　４０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生，竟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１９４９年９月西宁解放后，班禅大师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同班禅大师有了联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大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满腔热情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之忱”，拥护中国共产党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勉慰班禅大师，希望大师和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民族的团结而奋斗。１９５０年６月，班禅大师派他的代表计晋美等专程来西安见彭总，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当时我陪彭总会见了计晋美一行，热情支持班禅大师的爱国义举，感谢他对我们党的依赖。我们还致函班禅大师，希望“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班禅大师关于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认为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精神的。

　　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１９５１年４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在欢迎会上，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他的爱国热情和坦诚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５１年春，亲帝国主义分子大扎摄政下台，达赖喇嘛亲政。１月２７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他速派代表来京和谈。４月２２日，达赖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４月２７日，班禅大师率领的致敬团到达北京。班禅大师真诚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表示要团结藏族各方力量，推动这一方针的实现。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响应和努力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签字。协议签字的第二天下午，班禅大师率领班禅堪厅主要负责官员，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献给毛主席一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当晚，毛主席为庆祝协议签订设宴，并讲了话。５月２８日，班禅大师及堪厅人员以“难以言喻的兴奋”心情发表声明，说协议的签订“宣告了帝国主义对于西藏侵略的失败，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起来，从此西藏民族开始了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声明对达赖喇嘛响应中央号召，派代表来京和谈并签订协议的举动表示“深为敬重”。在此期间，班禅大师还致电达赖喇嘛，“愿竭绵薄”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协助他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与此同时，班禅大师致电西藏扎什伦布寺政教官员和僧俗民众，希望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彻底实现这个协议，积极地援助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５日，班禅大师自青海西宁返藏前夕，我受中央委托，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他送行。班禅大师及其堪厅派了喇嘛仪仗队欢迎我。在各族各界１０００多人的欢迎大会上，班禅大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班禅大师这段话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由于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被迫离开西藏，长期流落内地达２６年，直到圆寂时也没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回寺的愿望终于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实现了。他高兴、激动是很自然的。

　　这次见面，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我还根据中央的精神，向我们派去陪同班禅大师进藏的负责同志交代了两条：一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回想起来，中央的这些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是有意义的。

　　１９５２年４月间，当班禅大师返藏到达藏北重镇那曲时，由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在拉萨策动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大师甚为愤慨，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严肃处理这一破坏祖国统一，破坏藏族内部团结，尤其是破坏达赖喇嘛政教威信的严重事件。终于，达赖喇嘛出布告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４月２８日，班禅抵达拉萨。到拉萨后，他同达赖喇嘛达成谅解，互换了哈达。

　　１９５４年９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时，我已在中央工作。自那以后到１９６２年，我受中央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联系，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情越来越深厚。

　　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我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我知道他遇事爱性急，甚至动气，但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弃恶扬善，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听的，听得真切，做得也认真。我常对他说：直言不讳是对的，但不能急，好事一下做不完，更不要动气。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班禅大师一生关心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积极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１９５６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即提出在班禅堪布会议厅管辖的地区率先进行民主改革试点，以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区。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认为民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班禅大师听从了中央的意见，没有进行试点。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改革，公然撕毁１７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大师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并确定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班禅大师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拥护国务院的命令和决定，同时复电西藏工委和军区，说“我已指示堪厅，现在更应继续和分工委、解放军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做好准备，确保日喀则市的安全，共同粉碎和镇压叛乱。”４月８日，班禅大师主持筹委会，号召平息叛乱。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筹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班禅大师在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平叛、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１９５９年是“西藏人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西藏的平叛、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民翻身的伟大革命。但是在后期出现了“左”的偏差。班禅大师对此是很不满意的，他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等同志都分别听取了大师的意见。毛主席称赞大师敢于讲真话的好作风，并对他提出的一些好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这期间，中央派杨静仁同志去西藏调查。１９６１年１月５日，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杨静仁同志的汇报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并且确定西藏稳定发展、５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１月２４日，周总理在同班禅大师和张经武同志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此后，班禅大师回西藏主持工作，并到其他藏区视察，１９６２年５月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七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大师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是过头的。我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他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我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地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气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该说的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班禅就是这样一位心底透亮的大师。后来我和李维汉、阿沛副委员长等同大师又坦诚地交换意见，经过共同研究产生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纠“左”防急的４个好文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遗憾的是，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４个文件没能贯彻执行下去。班禅大师和李维汉等，也包括我在内，都因此被批判。从此我和班禅大师的交往中断了十几年。“文革”中班禅大师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受到严重迫害，虽然如此，班禅大师仍没有动摇过对党和祖国的坚定的信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班禅大师又得以重逢。老友相见，感慨万端。大师见到我时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我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拨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１９８０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依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１９８０年底，我从广东回到中央后又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友谊更加牢固。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我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动高兴，毫不含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１９８５年，班禅大师对河南省把少林寺交给嵩山管理局一事提出了强烈批评，并要“就这件事闹到底，不搞个水落石出决不撒手”。我见了这份材料，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实，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气太大”，“少林寺由僧尼管理为宜”，“如拖着不办，再派大员去查明原因何在？或请大师亲临督促。”最后这件事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大师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