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也是中央苏区受众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被誉为“全苏区工农群众的喉舌”。在抗日烽火中，《红色中华》关切民族前途命运，以纸笔作刀枪，刊登大量关于抗日救亡的报道，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强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红色中华》的战斗呐喊与呼声，吹响了抗日救亡之号角。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难当头之际，《红色中华》发出铁血呐喊，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残暴罪行。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刊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加紧》一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增兵东（三）省、炮轰天津、威吓武汉等侵华暴行。《红色中华》还刊载《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的毒计》《日帝国主义大举轰炸热河》《日军续攻华北》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图谋整个华北的侵略行径。此外，刊发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民众的悲惨生活》《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华北》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奸淫屠杀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红色中华》对此进行了揭露。《红色中华》先后刊发《东三省已成日本殖民地》《日帝国主义武装移民北满》《日本在满洲积极殖民》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企图沿用满洲办法，作长久统治闸北之计”。1933年9月27日，《日本强盗厉行经济侵略》一文揭露日本华北商务联合会有组织、大规模地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和输出日货。此外，《红色中华》还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愚民教育，在满洲实施奴隶教育，企图“使东北民众永远做着奴隶”的阴谋。

    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罔顾国家和民族危亡，推行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红色中华》对其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抨击和谴责。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抨击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无抵抗主义”“镇静外交”，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侵占中国的野心。1932年3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日军进攻上海时，国民党军队接受帝国主义调停办法自动撤兵，十九路军士兵坚拒撤退令，主将竟用机枪强迫士兵撤退。1933年3月9日，《红色中华》刊登的《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抨击国民党政府“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放弃了开鲁，北票，朝阳”。

    此外，《红色中华》严厉斥责国民党政府欺骗民众的把戏和无耻卖国行径。1932年4月28日，《红色中华》刊发《国民党召集国难会议的把戏》一文，揭露国民党召集的所谓“国难会议”，意在集中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还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所谓“抵（抗）日”实质是以东三省、上海作礼物投降日本，所谓“救灾”实质是为了骗债骗钱，所谓“绥靖”实质是要进攻革命。《红色中华》先后刊登了《无耻国民党企图掩盖断送平津的卖国行为》《国民党加紧出卖中国》《国民党又在进行新的卖国阴谋！！》等文章，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卖国行为。

    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华、民族危机加剧之际，国内却出现“中国该不该抗日”“中国无力抗日”等分歧之声，因而回应这些争论刻不容缓。为此，《红色中华》第206、207、208、209、211期，以“特载”形式，刊登了瞿秋白（署名“维嘉”）的文章——《中国能否抗日？》，文章既指出中国必须抗日，才能争取自己的生存；又基于对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经济力量、组织力量的对比分析，指出中国能够抗日，用事实驳斥了“中国不能抗日”的错误论调。

    中国共产党还高举抗日旗帜，在《红色中华》上宣示抗日决心，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还刊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主张“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宣战”及“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4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一文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六点具体办法作为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回答了“中国怎样抗战”的问题。

    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与信心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红色中华》肩负起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凝聚力量的使命，激起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洪流。《红色中华》致力于唤醒民众，既以民族大义唤醒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阐明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是正义之战、存亡之战，也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战”，还号召民众誓死抗日，“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又从个人生存角度唤醒民众的抗日激情，阐明抗日为的是不做亡国奴，为的是保卫自己的妻儿子女、土地财产，由此，使民众更深刻认识到“为何而战”“为谁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