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16日清晨，21岁的瞿秋白告别北京，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聘任的特派记者，偕俞颂华、李宗武登上前往苏俄的列车。此后两年多，他在苏俄深入采访、笔耕不辍，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面貌报告给国人，被誉为“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句写于他在苏俄期间所作《饿乡纪程》开篇的话，正是这趟远行的心愿。

    为探求救国新路远赴苏俄

    1920年秋，《晨报》与《时事新报》为“探取各国真情”联合登出《共同启事》，宣布“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启事公布的赴各国记者中，有张申府、刘延陵、罗家伦等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派往苏俄的名单中，瞿秋白名列其中。

    瞿秋白被选派前往苏俄并非偶然，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高材生，懂俄语、国文根底好。五四运动中，他是俄文专修馆代表，参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活动，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1920年3月，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前还与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旬刊，思想正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去苏俄当记者，亲友多不赞成，连一向接济他的堂兄也说这是“自趋绝地”。行前在耿济之家的送别聚会上，瞿秋白对朋友们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他要为紊乱的中国思想界“担一分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跋涉万里抵达莫斯科

    1920年10月18日晚，瞿秋白一行随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离开天津，走京奉路到奉天，换南满路到长春，再换中东路抵哈尔滨。一路“走过三国的铁路”，钞票换了又换，他由此清醒察觉到帝国主义控制下中国经济的极度艰难。

    因西伯利亚红军正与“白匪”谢苗诺夫激战，道路中断，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滞留了50多天。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之际，他经俄国友人介绍，到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举行的庆祝会上，第一次听到雄壮的《国际歌》，看到全场高呼“万岁”的场面。会后瞿秋白应邀到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家中赴宴，只见“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杜洛次基的肖像”。滞留的日子他并未虚度，时常走访俄、日居民区和学校，采访报纸主笔，搜集俄文书报，到俄人所办的劳工大学听课，还结识了几位俄国朋友。

    1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登上西去的列车，3天后到中俄边境满洲里，他遇上正回国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刘绍周曾3次受列宁接见，向他细述了华侨和劳农政府的种种情况。瞿秋白在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停留20余日，当地共产党委员会送来《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社会主义史》和《共产国际》杂志，他“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并在《饿乡纪程》里总结这一路的收获：“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1921年1月25日晚，瞿秋白一行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

    报道苏俄传播马列主义

    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一行就在苏俄《消息报》上发表《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郑重宣告：“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们正是按照他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中国人民几乎完全不了解你们新的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研究这一建设并把它广泛地介绍给我国人民。”他给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意为“战胜恐惧、克服困难”。

    在《真理报》主笔的引荐下，瞿秋白广泛考察这个新生国家，参观美术馆、学校等地，专程到托尔斯泰故居凭吊，把亲眼所见的苏俄政治、经济、文化，一篇篇报告回国内。懂中文的俄国人郭质生做他的翻译，成了他终生的知己。他还应邀出席苏俄文艺团体的音乐会和诗歌晚会，感受这个国家在艰难中迸发的生机。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并进行采访。7月6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登台演说，瞿秋白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休会时他在走廊上与列宁相遇，列宁建议他找几篇东方问题的材料。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4周年之际，他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目睹列宁登台演讲，《赤都心史》中记述了当时的场景：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根据会议文件及其他材料写成约3万字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从6月22日至9月23日在《晨报》上连载，内容涉及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共产党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等。他在文章内把马克思学说中改造社会的纲领通俗地讲给国人：社会改造的程序包括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建设全世界统一的大经济单位，“然后全世界统行大生产的制度，化全世界人类为无产阶级，再组织一无国界无阶级自由平等共产的社会”。本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围绕新经济政策，瞿秋白接连写下《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等系列通讯，最早向国人系统解说其来龙去脉。

    他更以理论家的功力，系统研究、译介共产国际的历史、纲领与策略，陆续写出《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等文章。这些凝结着苏俄研究心血的文章，1923年刊登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共产国际号”上。创刊号还刊载了他翻译的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以及他首次配着曲谱译成的《国际歌》。为让中国劳动者能与全世界无产者“异语同声”，他把“International”音译作“英德纳雄纳尔”。

    以俄为师探寻中国革命道路

    到苏俄之前，瞿秋白曾把苏俄想成一间“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以为布尔什维克像化学家一样，照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一试便能化合出理想社会，但冰雪万里的西伯利亚之行给他上了严厉一课，“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正是在由客观事实出发的思考里，他确立了“世间的唯物主义”，并给自己定下使命：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1921年5月，他经同乡好友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并于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9月，瞿秋白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中国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重要领导人和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