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朝鲜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战况危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毛泽东主席发来求援信，请求派军队支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10月8日，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但此后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解放台湾的时间推迟了，但有关台湾的情报工作仍然是艰巨和急迫的。1952年春天，华东军区（三野）情报处长徐宗田等决定派马克勤（笔者岳父）再次去港，联系原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徐复观，继续开展策反国民党上层、获取海陆空情报的秘密行动。马克勤认为1950年在香港时已暴露了身份，此去应作慎重考虑，但组织上认为马克勤曾是徐复观的副官，与徐相处历史较久，关系密切，仍有接近徐复观的条件，决定其再去香港工作。为避免敌特的跟踪，这次行动不直接去港，而是从澳门偷渡。

澳门关闸旧照

    马克勤写到：“这一次去港，是由组织上安排的，首先去上海、广州、再去澳门，在澳门由一青年人安排了我的食宿。入港采取偷渡办法，入港前的一个下午，青年人带来了一位广东口音的家庭妇女（约四十岁），告诉我当晚上船，由她送港，晚上到码头较早，但迟迟不能上船，那位妇女好像也很着急，直到深夜，才由一位男士将我引进一机帆船的舱底，没有照明，但知道有不少多人，那位女士是乘另一艘船走的，次日天未亮，船到九龙码头，船上人陆续下船，唯独不许我离开船，也看不到那位送我的女士，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有一批便衣特务来此，把我带上岸去，码头上还有不少警察等候，直到把我带到香港一旅社门前停下，才见到护送我的那位女士，广东话我听不懂，加上周围警便衣监视，只告诉她：“回家后把情况告诉家中就分手了。”

    “从此以后，我觉察到有一批便衣人，总是尾随不放，连吃饭机会也不放过，尽管如此，我仍按原规定办法通讯联系，简要地把情况通知了‘家中’。”

澳门旧照

    岳父回忆：“为了便於开展工作，计划利用原有关系，就去了驻港上海轮船公司吴志新家中，我提出留宿，以便甩掉便衣尾随，但他拒绝了，并指定我住九龙某旅社，万一发生情况，可乘火车从九龙返广州。这次看到他们夫妇，明显感到他们没有了以前的热情，对我很冷淡，之后我又去九龙找徐复观，他已迁居不知去向（时在台湾），三次去徐复观主持“民主评论”的办公地点，都说没此单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仍去找吴志新，等了很久，不见回来，只好返回旅社。本来是不相识的便衣尾随，后来发现原“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秘处”同事万濮诚在旅社门前出现多次，这个情况的出现，表明我已暴露。随即密信向南京三野情报处作了汇报，并提出撤退意见，我认为：（1）从澳门到九龙，便衣人员尾随可能是怀疑是走私。（2）吴志新态度冷淡，怀疑此人有变，不是一般怕事。（3）万濮诚的出现，表明已暴露，显然与国民党特务即将采取行动有关。”

    情况紧急，等指示显然来不及了，马克勤认为有立刻离港的必要。根据多年的特工经验，马克勤考虑：乘火车到罗湖过关虽快，但最易被察觉。一旦盯上，极难脱身，显然不安全。为甩开跟踪，故决定连夜从九龙红磡沿铁路线步行。为迷惑敌人，并不直接向北，而是先向南多次曲行绕道后，再折向北到罗湖口岸，然后过桥到深圳。从九龙红磡到罗湖口岸有近30公里，还要绕路，但相对主动，便于躲藏，加之经过化装，不易察觉。实际证明，这个想法和行动是正确的。

香港九龙火车站旧照

罗湖口岸（香港九龙侧）旧照

    罗湖口岸位于香港九龙的最北端，1949年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第14天，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国的军警把守，分别挂有中、英两国国旗。罗湖桥是跨越深圳河的铁路桥，并非行人桥，由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早已不通，所以被用于行人桥，桥有边防人员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为防范偷渡者越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些土地分给了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七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对此，《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说“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

    马克勤回忆：“经过坎坷拔涉，终于到了罗湖桥，由于把守不严，秘密绕过英军岗哨过关后，通过向我边防军说明来意，有人带我回到广州联络站，不久送回南京三野情报处，作了汇报。时间约在1952年3月。”

    笔者注意到：岳父此次澳门、香港之行，十分蹊巧。如此绝密行动，又是偷渡，但看起来整个过程毫无秘密可言。很显然，如不是内部泄密，那么在出发的第一环节就已经出问题了。澳门偷渡，可能是考虑到在香港已经“暴露”，因此不走海关进入香港。但一到香港，还未下船，就被控制。虽然释放，但仍被监视；与内线联系时又察觉“内线失态”。继而又被便衣跟踪，最后发现“联密处老同事”出现。从整个过程看，当时敌人并不急于抓捕，可能还想扩大战果。未料被马克勤察觉，遂迅速采取措施，反其道而行之，成功脱险。当时的情况表明，不仅台港澳敌特控制很严，大陆的国民党情报网也一定得到了消息，并秘密进行了跟踪，香港敌特则张网以待。马克勤出发前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此次脱险甚为侥幸，但教训深刻！

    从1938年到1953年止，马克勤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即便新中国建立了，仍然冒死前去台湾、香港。岳父长期与敌人斗智斗勇、拼死暗战了整整15个春秋，遇到大难小险难以数计。马克勤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搞统战和情报，最终打入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中央党部、国防部、台湾高雄市政府等最高核心机关和军事要地，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情报工作经验，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马克勤原属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能长期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部门，这要归功于当年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情报处长陈赓大将的远见卓识。

    从抗战开始，岳父一直转战于河北河南、重庆南京、台港澳等广大地区；在太岳军区、华北军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情报处等各军区担任秘密情报员，其身份长期处于秘密状态。

    不仅如此，在马克勤的带领下，马克勤的妻子王芸仙、二弟马克余、三弟马克谅也先后参加了革命，全家一起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虎口十年，九死一生”、“满门忠烈，隐姓埋名”就是马克勤及其家人的真实写照。

马克勤          王芸仙          马克余         马克谅

    70多年过去了，香港、澳门早已回归祖国，但台湾仍孤悬海上，上一代未完成的事业已经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任务紧迫，这也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

    对于台湾问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注：作者系原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