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从陪都重庆迁都南京。194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先遣人员到达南京，1946年4月25日行政院在南京正式挂牌办公，各部会于28日也正式对外办公。

    此时，中共特工马克勤正潜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联秘处”）担任徐复观（蒋介石侍从秘书）的少校副官，管理机要。“联秘处”直属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主任为中将唐纵：军统局代局长，警察总署署长。马克勤原属八路军陈赓部太岳军区情报员，陈赓司令员兼任情报处处长。

马克勤

    为了对外保密，“联秘处”机关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内。参谋总长：一级上将何应钦，参谋总部秘书长：中将阮肇昌。联秘处主任由十三太保之一的萧赞育（侍从室第三处中将副主任）担任，萧是蒋介石的亲信，副主任是潘公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徐复观（徐佛观少将）。萧、潘均是挂名，实际工作是由徐主持。

萧赞育                        潘公展

    一、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的起源

    “联秘处”也在积极筹备迁往南京，根据安排准备从五月份起分批飞往南京。1946年4月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渝，途经西安、汉口。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蒋于5月3日抵达南京。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1946年国民党还都后的国民政府大门

    表面的和平隐盖不了暗藏的国共危机。1946年6月26日，中原大战打响，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为适应内战需要积极调整了军政体制，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部。“联秘处”原隶属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现改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一个部建制，仍保持了原名称。秘书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兼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任副秘书长。

谷正鼎                       徐复观

    “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最早源自1939年10月成立的中央党政军首脑级决策性组织 — 特种会报。该会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特种会报”通常一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内容涉及全国性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许多重要问题作出决议后，督饬全国党政军部门执行。因此，会报成员均是掌握旧时中国命运的权势人物。

    据载，为行文上为保密，会报以“甲”字代号者称“甲种会报”。按军统局惯例，凡呈蒋亲自审批的情报公文，均称“甲报”；呈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程潜、徐永昌等人物批阅的情报，称“乙报”；报戴笠者称“丙报”。

    在重庆，“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称“乙种会报”。主持人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军统、中统、宪警机关及各省市所获重要情报及重大措施，均须向该会报呈送。

    1944年底，应蒋介石要求，“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在重庆成立常设机构，即：“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附设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长之职由萧赞育、潘公展、徐复观（常务）担任，马克勤正是在徐复观安排下进入了军委会“联秘处”。

    1945年8月，在日本接受投降期间，马克勤在徐复观家中获取了由徐起草、蒋氏手批同意的“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等问题”的绝密文件。此情报为党中央提前决策《重庆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顶天、立地”，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最高情报中心和决策中心，权利甚大，所涉皆为特密。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分两种：“官邸会议”为甲种、乙种即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最顶层的是蒋介石的“官邸会议”，有时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也按“官邸会议”进行，蒋介石出席。

    联秘处成员，包括中央党政军各部会。党属：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统局等。政属：教育部、社会部、外交部、警察总署等；军属：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军政部、军统局等。

    各部会派高级专员任联络秘书，负责人按期聚会，共同商讨有关问题、交换情报、制定重大决策等呈报蒋介石和侍从室。会议绝密，参会人员均以代号出席，决议形成后向省/战区、专署、县等各级会报“联秘处”下达命令执行。

    抗战结束后，1946年11月15日-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从那时起，国共双方在宣传领域的争议日趋激烈，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这个会议被称之为“官邸会议”。不过，在“官邸会议”之外，还有一个机构，即中央宣传小组，负责人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           

    中央宣传小组常为“官邸会议”做准备，类似“官邸会议”的秘书处。这个机构很精干，十人左右，正如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侍从室秘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陈布雷机要秘书），地点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蒋介石每次均来参加，除了有关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谢然之是中共叛徒，曾任张闻天秘书、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投敌后很受重用，历任陈诚机要秘书、蒋经国主任秘书，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等职。

    二、马克勤打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秘处”

    1946年6月间，马克勤乘美制军机到达南京。根据徐复观安排，到南京后，马克勤继续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秘处”任职，担任总干事和会计主任，管理机要、官防和财务。联秘处归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部级机构），根据蒋介石要求，机构扩大并得以加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1日改组为国防部，马克勤到南京时，由于机构改组的时间差，“联秘处”仍归在国防部名下，办公地址在成贤街78号，马克勤住在74号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宿舍（现无存）。不久机构改组完成后，“国防部中央党政军联秘处”即归属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国民党中央文件中，只有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为正式机构，省专署县会报是上下层级。到南京后，蒋介石要侍从秘书徐复观继续在“联密处”担任副秘书长，负责常务。

    蒋介石很欣赏徐的学识，对其十分信任。1943年，徐作为军令部驻十八集团军总部少将联络参谋在延安待了大半年，与中共领导接触甚多，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深谈。年底回重庆被蒋召见，徐写了一份报告《中共最近动态》呈蒋。对此，1944年1月20日，有文曰，“审核徐复观对共产党批评与观察报告后，公（蒋介石）称其吾党中最正确之报告与最有力之文字也。”1945年1月，蒋对蒋经国手谕道“平日对共产党问题，可与徐佛观互相探倘研究”。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徐任蒋介石总裁随从秘书，参与蒋介石主持的“官邸会报”，从此，徐开始进入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参与机要。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

    早在1939年，马克勤就与徐复观相识，那时徐为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冀察战区校阅第九组（或五组）组长/主任，马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以随员身份陪同徐到河北视察国共游击队。1940年1月至3月，国共在局地发生几次大战，徐在马的安排下脱离险境，因此两人有过“生死之交”，并一直保持联系。

    国民党方面记录了这次事件。1941年1月21日，陈潜（上将，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电报云：“军委会校阅第五组主任徐佛观被第十八集团军支部队约4000人围袭。”其时正值抗战，徐复观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派出，此行不仅要视察冀察战区国民党军，也要视察中共军队，中共怎么可能用几千人围袭一个要来视察的小组呢？实际情况是，在这一时间前后，国民党二级上将、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九十七军中将军长朱怀冰经常搞磨擦，偷袭八路军，结果被八路军反击而已。此间徐复观率领的冀察战区校阅组正在该部视察，不巧受到累及，实为“城门起火，殃及鱼池”，并非有意为之。 

    1942年，因河南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在河南鲁山做地下工作的马克勤被捕，关押于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与徐复观是好友。徐复观与驻西安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也很熟识。1944年，经组织营救，马克勤出狱，这中间，徐复观的担保起了很大作用。在南京，马克勤担任了“联密处”总干事、会计主任，管理机要、财务和官防。作为徐复观的“亲信”，马克勤成了国民党最高情报机构的“卧底”，是离蒋介石最近的中共情报特工。

    三、马克勤截获国民党“闪击延安”之绝密情报

    马克勤从重庆到达南京后的当务之急，是及时与已到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朱汉民（原中共南方局/重庆八办与马克勤的联络员）取得联系，虽曾多次去过梅园新村，均因便衣特务监视严密而不能达到目的。后经新华日报侧面了解，始知朱已随重庆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这一变化又给情报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使不少重要情报变成废纸或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1947年3月始，太岳军区情报处联络员周知奉命赶来南京接头，就在周到达南京前，马克勤参加了一次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透露了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3月1日，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制定了“闪击延安”的计划，建议将中共的政治中心一举拿下。在联席会报上，刘斐提出：一是“在政治上，要拆延安之台，（国际）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这是从外部看；至于“对内，目前政治指导方针，实行宪政，解放政权，而共党破坏统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将延安打垮，国内政党即无所依附，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打下延安”。刘斐认为，无论内外，皆需打下延安以占得头筹，树立自信，即：“在政略上检讨结果，须要打延安；在战略上检讨，更须要打延安。”蒋介石同意了这个计划。

    此时，一位和马克勤同龄同乡的年轻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汇荃）正在杭州旅游，他与妻子谌筱华新婚不久，经胡宗南同意，正准备携妻子去美国留学。据熊向晖回忆：“3月1日近午，从灵隐寺返住处，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他领我到经理室，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我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看熊先生。’不待我问，他主动作了回答，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我是否在杭州。他从旅馆登记表中知我住处，即复毛人凤。不久，又得毛人凤密电，命他妥善安排我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

    3月2日晨，熊向晖到了下关车站，国民党第一战区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派人用车接熊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到熊向晖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胡接着说：“推迟3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

    此前一天，2月28日，蒋介石就急电胡宗南来南京，决定3月10日打延安。为什么定10号呢？原来，蒋介石获确实情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马歇尔、莫洛托夫在会上又要重提中国问题。因此，蒋介石急令胡宗南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在3月10号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蒋特别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3月3日，胡宗南、盛文、熊向晖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向晖将所获情报送到新华巷1号，交给了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原名赵耀斌，中共情报人员，1941年在西安建立情报网，与“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保持联络或领导，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情报。据称，1947年王石坚被捕叛变，后到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少将副主任）。

    3月4日，胡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于3月10日晚在洛川召开了军事会议。因美军观察组仍在延安，故10日并未进攻延安，直到12日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塞尔斯上校等三人乘美军飞机离开后7小时，国民党空军开始轰炸延安。3月13日，胡宗南对延安发动全面进攻。令蒋、胡未料到的是，3月初，中共中央就得到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这使中共方面对保卫延安有了充分的预判和准备。3月8日下午，延安广播电台播放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发了言。

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1947年3月8日）

朱德在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3月19日晨7时许，胡终于“克复”了延安，但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据了解，胡似乎不在意，大约是因为蒋在此前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徐复观在《哀悼胡宗南先生》文中谈到：“大概是三十六年（1947年），他打下了延安，来电报要我去当延安行署的主任；只要我愿意，他便正式向中央提出，结果，我没有同意。”其前，徐在担任驻延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联络参谋任上，回重庆时（1943年），路过西安去看胡宗南，胡当时很希望了解延安的情况。徐写到：“在西安，我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劝他们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并告诉他在延安的《整风文献》中，有一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很有点艺术性，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他说他没有看过，我答应把毛泽东送给我的一本转送给他。”

胡宗南（中），熊向晖（右）

    现在看来，大概那时候胡就对延安有了想法。资料显示：1946年5月胡宗南将几年前压箱底的“闪击延安”计划改成了“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呈蒋，但蒋介石认为时机不成熟，未同意。这次，看似占领了延安，但后面战局的不断失利，应该使他对徐的说法有了认识。

    马克勤回忆：“联秘处”为配合这次反共高潮，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建立情报网，并制订了各省市的化名、代号、开始秘密通讯联络，还责成专人编印了大量宣传材料，寄发各情报机构，扩大反共宣传。

    太岳军区情报处联络员周知（周乃琢）的到来堪称是及时雨，这些重要情报被及时转送中央和东北、华北等相关战区，对保卫延安、对各大战区的战役部署、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闪击延安”之情报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重要贡献。马、熊两位特工几乎同时获取了情报。马克勤潜伏于国民党情报中枢，主管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密会报“联密处”的机要文件，可直接参加“党政军会报”，情报是第一手的，信息获取往往更早，此前《重庆谈判》的情报获取就是如此。由于马、熊从国民党中央和战区的两个不同途径获取了国民党“闪击延安”的情报，保证了情报来源的准确性。

    熊向晖、沈安娜（与马克勤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相互不知情）都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南京解放后，熊向晖、沈安娜从“地下”走到了“地上”。马克勤和兄弟却依然奔赴于海峡两岸，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由于事属机密，他们如同“影子”，深藏不露，无人知晓。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马克勤和王芸仙夫妇（第三野战军派出）、朱枫（华东局派出）分别被紧急派到台湾执行任务，双方并不相识，无横向联系。对于马克勤来说，这已是第二次去台了，但夫妇二人同行却是第一次。此时，台湾地下党已开始暴露，国民党正在全岛抓捕台湾地下党和大陆派遣的特工，危险之大，不言自明。近来，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用鲜活的镜头向人们展示了那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朱枫和地下党人的牺牲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马克勤、王芸仙1950 年8 月从台湾撤往香港（右图）照片后为马克勤留字说明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并不知道马克勤。在笔者的印象中，他永远都是“潜伏者”！直到1987年，国家安全部专函重申了马克勤的历史功绩。其中，特别提到了马克勤在“重庆谈判”和“保卫延安”中做出的贡献。

    注：作者张东生系马克勤女婿，原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明深系马克勤女儿，原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