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2月12日,是伟大的“西安事变”爆发九十周年祭。

我的父亲汪锋在九十年前被历史选中,有幸参加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历程,留下来历史的印记。在“西安事变”九十周年纪念之际,将汪锋在这次历史巨变所做的贡献再次回顾,以祭奠为中华民族复兴所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先贤和英烈们。
关建词:谈判、毛泽东亲笔信、杨虎城、汪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名义抵达陕北。当时,东北丢失、华北危亡、山河飘摇,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国民党不去抗日,却以“攘外安内”的政策步步紧逼围剿红军。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有胡宗南部、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以及陕北井岳秀部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缺衣少弹,形势错综复杂,万分危机。
为了打破复杂的局面,捋清千丝万缕的头绪,开创抗日局面。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来一个决定,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军将领,搁置分歧,释怀历史芥蒂,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创造条件做准备。

毛主席需要派一个同志代表红军去和杨虎城谈判,以便消除历史隔阂,建立抗日同盟关系。
经人介绍,主席知道了有一个叫汪锋的同志,在1930年起就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汪锋曾经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代政委等职、渭北军委书记、陕南特委书记等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对杨虎城部比较了解,是个合适的人选。但是因为陕北肃反汪锋此时正关押在瓦窑铺。

于是毛主席派出一个骑兵班,将把汪锋从瓦窑铺护送到陕北富县东村、当时中央所在的驻地,并且由杨尚昆亲自安排。汪锋经过两天的学习,了解了许多党的新任务和策略,随后毛主席与汪锋进行了交谈和了解。
汪锋是第一次见到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领袖们的革命风范使他耳目焕然一新。特别是毛主席和他交谈,在分析当前斗争的任务时说到:面对日本的侵略,现在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国民党军内部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要团结那些愿意抗日的爱国将领,不要斤斤计较以前的恩恩怨怨,向前看,要争取他们和我党结成抗日统一阵线,并希望汪锋能代表红军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面谈,争取达成某种协议,结束敌对行为,甚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毛主席也告诉汪锋这个任务是有风险的,如果去,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汪锋面对领袖对中国革命的高瞻远瞩地分析,感同身受,如拨云见日,胸怀豁然开朗,顿感革命前途一片光明。对自己以前在革命中的摸索和失败所遭受的苦难和迷茫,对极左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失败,对牺牲的同志无力解救的痛苦,对自己的蒙冤受屈,无端身陷囹圄。一切一切,都有了释怀的感觉。他站起身来激动地向毛主席表示:他不怕为党牺牲,愿意接受去和杨虎城谈判的任务。虽然不能保证谈判成功,但能保证坚决不辱使命。
主席非常高兴汪锋的勇气,对汪锋讲:你这次去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要争取谈成。要多讲今后的合作,少提或者不提以前发生的不愉快。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主席表示他要以彭德怀和他的名义亲自给杨虎城将军写一封信,以便促成合作。汪锋向主席表示,他虽然长期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但是并不认识杨虎城,为了方便能够面见杨虎城,随即向毛主席推荐了两位西北爱国人士杜斌丞先生和邓宝珊将军。他们俩位在西北有很高的政治影响力,与杨虎城的关系非常深厚,都被杨虎城将军视为知己。如果能够见到其中之一,代为介绍引荐,会减少面见杨虎城的困难。主席十分赞同,同时也可以做做这两位人士的统战工作也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决定同时也给两位先生各写一封信,以便于汪锋到西安后开展工作。过了几天,主席将三封信一并交给了汪锋。
汪锋只身前往西安,途中在长武县遇到麻烦,被两个特务纠缠差点暴露了身份,幸亏县长在渭华起义时有所闻,汪锋知道这位县长是杨虎城的人,他消除了县长的顾虑,建议将自己以疑犯的身份押送西安,如果杨虎城怪罪绝不牵连县长。县长出于民族大义,愿意帮助。并给杨虎城的军法处长张依中写了一封情况介绍的信,用军用卡车将汪锋“押解到西安。军法处长张依中以前参加过革命,在渭华起义中即与汪锋认识。虽将汪锋关押在军法处,但声称汪锋是杨虎城的高参,犯了小错临时在军法处住几天。因此汪锋在军法处身份特殊,行动方便,出入自由。
汪锋在西安先后受到杨虎城将军三次约谈,其中第一次最为关键。这年杨虎城将军45岁、国民党军上将,汪锋25岁、红军代表。它突显了汪锋年轻干练,不卑不亢,机敏睿智,掌握分寸,进退有序,真诚实在的性格。解决了两个最让杨虎城对我党和红军不可理解的问题,夯实了杨虎城与红军再次合作的基础。这两件棘手的事说清楚了才有了继续谈判的基础,否则谈都不用谈了。幸运的是这两件事的发生恰好是汪锋都了解的事件,甚至他就是事件发生的当事人。因此,他对杨虎城所提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有能应对的条件,换做其他任何人去很有可能根本就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谈不下去,谈不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合作。
双方的谈判是在不对等的氛围下开始的,四十五岁的国民党军上将对二十五岁的红军代表,如果汪锋没有勇气,没有定力是承受不了这种气氛。正当汪锋向杨将军转达问候,话说到一半杨虎城将军就突然拍了桌子,情绪十分激动,厉声斥责,他和他的高级将领都认为红军不讲信义一连串抛出三个问题让汪锋解答。
其一“汉中协定”的误会。1933年6月杨虎城主动派人联络红四方面军,双方达成“汉中协定”,约定两军:互不侵犯、联合反蒋、秘密交通、严守秘密。杨虎城暗中提供助力,让红军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得以顺利转战四川。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没有和杨虎城沟通突然发动陕南战役,使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也让杨和杨部上层普遍认定红军背弃盟约、不讲信义。
其二为张汉民旅长被误杀事件。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秘密共产党员,此事蒋介石早已知情,曾多次勒令杨虎城将其押送南京问责。杨虎城深知其才、心怀大义,屡屡顶住压力拒不从命。1935年4月,在陕南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在柞水设伏,突然袭击了和红军一直保持联络关系和提供帮助张汉民部,并误杀了张汉民和张部被俘的中共党员将领。同时也错误地扣押了中共上海局军委派去陕南协调工作的特派员汪锋,汪锋作为俘虏经历了事件全过程,和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杨虎城非常不能理解的是:张汉民明明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知道,他知道,为什么让红军把自己人给杀了?
除此之外,杨虎城还直言发问:红军历经长征初到陕北,实力孱弱,究竟凭什么与十七路军合作、共御外侮,又能拿出怎样的合作条件?
汪锋1933年任陕南的军委书记,长期在汉中,领导张汉民部的党组织,对1935年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有所了解,对九间房事件更是亲历者和当事人。当时红军不但抓了杨虎城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和警三旅的十多个党员,同时也错误地扣押了中共上海局军委派去陕南协调工作的特派员汪锋。汪锋作为俘虏经历了事件全过程,和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面对杨虎城的质疑,
汪锋深知,如果解释不好,就得不到杨虎城将军的谅解,也就失去了信任和合作的基础。略经思考,汪锋缓缓答到:将军是个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如果想占领汉中,只需占领几个隘口,围而聚歼,而不是一路平推式的攻击。围而聚歼,而不是追击应该更容易得手。两年来,正是因为我军遵守了双方协议,贵军在汉中得以发展巩固。而贵军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向南发展不加限制,已经严重威胁到我方。为了给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解除威胁而发动陕南战役是迫不得已的战术行动。其意图不是占领汉中,而是进攻汉中威胁胡宗南的基地天水,调动胡宗南回防天水解除红军会师时的威胁。陕南战役也确实迫使胡宗南回防,达到了战役的战术目的,这点说清楚了将军是应该可以谅解的。
关于张汉民同志被误杀的事确实不好解释,解释不好不但不能消除误会反而会加大矛盾。但是,由于汪锋长期在陕西党内担任重要职位,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第一线,多次面临生死考验,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临危应变能力。他直接向杨虎城将军坦承了张汉民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被误杀牺牲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党已经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同时,张汉民的牺牲也正好可以向蒋介石表明,蒋介石总说西北十七路军有共产党,明确指认张汉民就是共产党。现在张汉民事件正好表明,贵部没有共产党。
随后汪锋向杨虎城介绍了张汉民被误杀的前因后果。解释红二十五军长征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党员身份。部队进入陕南,先是柳彦彪旅追的很紧。随后张汉民旅又接踵而至,引起红军高度怀疑和警惕,即设伏发生了误会。致使张汉民被误杀。张汉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汪锋长期的战友,两人非常熟悉,汪锋也向杨虎城谈到了一些细节,和发生后果的原因。明确指出杀害张汉民等是错误的,是极左路线的延续。党已经纠正错误,改变总体方针,并且追认张汉民为同志,为革命烈士。杨虎城紧邹的眉头渐渐舒展,态度也缓和了下来。
说到我党的抗日主张,摒弃以前阶级斗争“左”的做法。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国内阶级矛盾。无门槛抗日统一战线,只要抗日,任何人、任何势力均可合作。从武装对抗转向政治联合,由内战思维彻底转向民族救亡思维。杨虎城将军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向的转变感到十分欣慰。态度也越来越好。
杨虎城对汪锋讲,他本人不能经常出面交谈,具体的事可以和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商谈后决定。
汪锋在西安逗留了一月有余,跟王菊人交谈后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多次去拜访杜斌丞,杜先生表示:杨虎城是爱国的,是积极坚决要求抗日的。他一定会积极促成杨虎城与我党合作抗日。杨虎城还两次见了汪锋,主要是礼节性的。
汪锋受毛主席亲自派遣,携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只身前往西安谈判,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他关键解开了杨虎城的两个心结,以后再去的同志已经是杨虎城的“客人”,起码不会有生命之忧。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在“文革”中写过一个证明材料(现存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王菊人写到:汪锋到西安跟杨虎城谈了以后,杨虎城对他讲,“以前跟红军发生的都是误会,以后不要再提了。”但是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赶到西安见到杨虎城,杨问周恩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张汉民的被杀,可见此事对杨虎城将军的刺激之深。
协议达成后,红军和西北十七路军基本上不再发生冲突。而东北军备受打击也促使张学良痛定思痛,识破蒋介石消耗东北军的目的,在我党联合抗日的感召下,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导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汪锋被历史选中,于1935年12月在西安与杨虎城谈判,从时间上看,我党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形成联合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这一历史风云变换中,汪锋是推倒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块牌的人。
汪锋为民族大义,为共产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精神。和谈判中表现出的沉着冷静,机智应变,真诚以待的优秀统战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和怀念。
汪锋生前对王菊人先生能顶住政治压力,能在“文革”中那种颠倒是非的大环境下,实事求是地为历史做了证明感到十分钦佩。这个证明还原了历史,证明了汪锋在西安与杨虎城的谈判是关键性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整整九十周年纪念。事变的作用就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突然一个急转弯,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和结果,是近代史最伟大的事变。
有人说就是因为“西安事变”蒋介石才丢了江山。其实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受益者之一。蒋介石从名义上的“领袖”,真正实现了统一全国的领袖。全国各党各派,包括地方实力派都清醒地认识到,全国要抗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个领袖非蒋介石莫属。蒋介石由此政治资本和声望到达了空前的顶峰,真正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领导。
共产党得到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保留了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停止了内战,有了供给保障,可以合法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是从“逼蒋抗日”转变为“促蒋抗日”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达成的谅解。
日本人慌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全国民众空前团结。以前以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策划的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中国的缓进战略玩不下去了。那种满洲建国、华北自治、逐步分化、分割中国的策略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西安事变”使日本的激进派狗急跳墙,全面侵华甚嚣尘上。“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激进派控制了政府,在完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全面侵略中国成为日本主要国策。
苏联乐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最希望将日本祸水引向中国,将日本人陷于中国战场以阻止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窥视和觊觎。
试想:如果没有全面抗战,日本先后编成173个兵团,先后调入中国战场105个兵团,其兵力主要陷于中国战场。日本虽然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垂涎三尺,但是,关东军已经有心无力开辟西伯利亚战场。因此,希特勒德国进攻莫斯科时,苏联可以放心地从西伯利亚源源不断地调兵才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否则,莫斯科丢了士气大损,苏联败了,英国会不会投降,而是肯定投降。英国降了美国还有可能参战吗?
因此,这些一环套一环的变化皆因“西安事变”而始。所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也改变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格局一点也不为过。
“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他们两位是真正的爱国将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选择了牺牲自我。发动事变的初衷是出于抗日救国,解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完全出于公益没有个人私心。特别是杨虎城将军,他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喊出抗日口号的,也是第一个践行者。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

全国抗战开始后,杨虎城将军身在国外。他明知蒋介石歹睚眦必报的歹毒,回国必有风险,但为了践行自己的抗日初心,宁可牺牲也必须回国参加抗战,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回国要参加抗日。不幸被蒋介石秘密诱捕关押。蒋介石多次派人说服杨虎城认错,杨虎城始终坚持真理,认为发动“西安事变”没有错,直到牺牲他没有说过一句后悔的话。他的夫人谢宝珍被特务迫害致死,杨虎城将军和儿子被特务用刀刺死,七岁的女儿也被活活捂死。杨虎城将军为抗日爱国而发动“西安事变”,牺牲自我,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是千古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最终败走台湾,并不是“西安事变”的必然结果,而是他自己一系列的错误,和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人民急需休养生息,他却执意发动内战,彻底地失去了民心导致的败逃台湾的必然结果。
在“西安事变”九十周年的时刻,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和为抗日反抗侵略的先贤和牺牲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民族英雄们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

王又凯,陕西蓝田人。出生在北京生于名门,父亲是老一辈革命家汪锋。
少年和青年时期由于家庭特殊原因和特殊的时代背景,经历过磨难和艰辛。他曾在甘肃、新疆务农多年,对农村生活烂熟于心,后又辗转各地,干过很多不同的职业和工作。现任“汪锋传”编委会成员,西安事变研究会原理事,著名捏瓷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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