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事业观上的集中体现。为谁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怎样树政绩，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它能否赢得人民的选择。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实践，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最早范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一心为民的实际行动开启了政绩观的实践探索，它深刻昭示：民心所向，就是共产党人最光荣的政绩；以民心为尺树政绩，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所在。

　　“一切为了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政绩为谁而树”作出了明确回答：“一切为了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大地上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也开启了执政为民的实践探索。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郑重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深刻阐明：共产党的政绩，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政绩的大小，不取决于数字多漂亮，而取决于群众得多少利益。

　　毛泽东批评了当时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其它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这一论断，把政绩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政绩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群众问题、改善群众生活、赢得群众信任。

　　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最生动的历史见证。当年毛泽东发现当地群众饮水困难，带领干部群众挖井取水。井挖成后，群众再也不用到池塘挑脏水喝了。如今，在瑞金沙洲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依然矗立。这口井，见证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就是树政绩的根本出发点。

　　“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从土地、婚姻、教育、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政绩”真正落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苏维埃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33年，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给农民颁发土地证，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婚姻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原则，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禁止蓄童养媳。苏区妇女第一次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冲破“妇娘学犁，要遭雷劈”等封建束缚，纷纷投身革命和生产。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代表选举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规定，“应提出劳动妇女的成份，至少要使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选举结果，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妇女比例普遍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有的地方甚至超过百分之六十。

　　教育权是工农群众翻身的重要标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苏区普遍建立列宁小学，学龄儿童多数入学；广泛开办夜校、识字班，扫除青壮年文盲。苏区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自豪地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孩读书，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维埃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解决。如“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凡群众所需，皆为政府所为，正是这份“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组织担当，才会让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称赞“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这是苏区群众对共产党政绩的最朴实、最高的评价。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对苏区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更是对“怎样树政绩”的实践指引。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苏区干部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仅《长冈乡调查》，就详细记录了全乡的人口构成、粮食供应、红军家属帮扶、水利建设、卫生防疫等18项具体内容，精准掌握了“全乡有多少人缺粮，从哪里办米解决；有多少红军家属需要帮助，怎样组织耕田队、互助社；有多少家没有牛，怎样组织犁牛合作社”等群众最真实的需求。

　　苏区干部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头，用一件件小事、实事，架起干群之间的“连心桥”。据《长冈乡调查》载，长冈乡组建70人的模范耕田队，专为红军家属和无劳动力的困难群众代耕代种；全乡450名群众加入劳动互助社，农忙时节互帮互助，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难题；组织犁牛合作社，群众集股买牛，彻底解决了全乡109家无牛耕田的困境。这些看似平凡的举措，却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让实干为民成为苏区干部最鲜明的标识。

　　注意工作方法，更体现在苏区干部对革命力量的凝聚上。1934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优待红军家属条例》，明确红军家属可平分土地、房屋，无劳动力者由苏维埃政府派人耕种，每年不少于五十工。为落实这一条例，苏维埃组织了党员干部、红校学生等开展“礼拜六义务劳动”，为红军家属锄草、种菜、挑水砍柴。用实际行动解决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赢得了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歌谣传唱至今，成为苏区干部树政绩、干实事的生动写照。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评判的根本准则——民心是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尺。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艰难环境中巩固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苏维埃政府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了民心，让群众把革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当作无上光荣的旗帜”，让群众对红色政权产生了坚定的信仰和认同。这份认同，化作了支持革命的磅礴力量：1933年中央苏区扩大红军时，江西瑞金仅一个月就有4200余名青年参军，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更是实现“满门红”，家家户户送亲人参军；在推销公债、支援前线的工作中，苏区群众主动拿出粮食、布匹，甚至将自己的首饰、银元捐献出来，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群众的真心拥护，汇聚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成为苏区革命事业不断向前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