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启蒙老师是八舅
学龄前的毛泽东,从两岁多到八岁前,是在唐家圪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有个饱读诗书的八舅,名叫文正莹。他开办了一所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蒙馆(私塾)。最初,外婆安排文正莹的三儿子文南松带领小外孙去蒙馆玩耍,顺便听一听八舅讲课。不料,少年毛泽东在“旁听”过程中,渐渐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了下来!文正莹特别高兴,称赞小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文正莹发现少年毛泽东的高度聪慧以后,对他更加精心培养。除教他读书识字以外,还常讲述古今中外英雄们的故事,如《韩信智胜楚霸王》《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岳飞大破金兀术》《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
为了教育孩子们长大要“干大事、走正道、成大器”,文正莹还曾手抄文氏家戒和家训——《家范箴言》,要求“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和睦乡邻”以及“戒赌博”“戒偷窃”“戒酗酒”等。
1951年,文正莹之子文运昌来到北京。毛主席和这位表兄共同回忆童年趣事,自然谈到八舅文正莹。主席赞叹道:“他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
私塾里的高明恩师
少年毛泽东被父亲从外婆家领回自己家里以后,从1902年(8岁)至1906年(12岁),在韶山本乡先后就读于好几所私塾。1906年至1909年,他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同时坚持自学常到深夜。1910年复学后,连续再读私塾6年(毛主席1964年曾在北戴河会议上简称之为“六年孔夫子”)。在此期间,尽管屡遭阻碍和挫折,但却幸遇多位高明恩师,大大有助于少年毛泽东的全面成长和进步。
郭伯勋老师
离韶山5里路的井湾里私塾的郭伯勋老师,很早就认定少年毛泽东“会有大造化”,并为培养他花费了大量心血。
郭先生的祖上与毛家是世交,其兄与毛泽东的父亲有八拜之交。他饱读儒家经典,对《周易》颇有研究,认为它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堪称“天书”。为了学以致用,他常为乡邻看相算命,并且往往“显灵”,因而被称为“郭半仙”。
郭伯勋仔细打量少年毛泽东的长相和体态,联想到史书关于张良的描写:“魁梧齐伟”“状貌如妇人好女”……他对爱徒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好生用功读书吧!观你的相貌,听你的声音,你会有大造化的!”(【8】14页)之后,郭先生对毛泽东关爱有加,格外用心指教,并且让他免费住在自己家里,还安排自己的亲侄陪住、陪学、陪玩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老先生在湖南家中听到广播,惊喜地对家人说:“听,毛泽东的声音!像不像女人的声音?我早就说过,男人生一副女人相,一种女人声音,就会主大贵,做皇帝,没错吧?!”(《人生》17页)
毛麓钟老师
东茅塘私塾的毛麓钟老师,祖居韶山冲茅塘屋场,其祖父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是堂兄弟,在清代光绪年间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曾任几个县的县丞。甲午战后,他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返乡,兴办了一所新式私塾。他主张废除科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坚船利炮来富国强兵,在当地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
毛麓钟先生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人为什么活着?”他指出:“如今,国家多难,外贼逞凶··……尔等七尺男儿,一介书生,正在有为之年,理应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岂能株守家园,无所作为?”(【8】21页)
毛麓钟发现,在众弟子中,毛泽东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也做得最好。于是,他除精心讲课之外,还特别注意指点毛泽东在课外如何读书,并有计划地给他点读一些史学名著,重点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以及记录唐太宗李世民所说、所为、所想、所感和所犯错误的《贞观政要》。后来,他又点读和讲解了《孙子兵法》和众多名家的诗词。所有这些知识,日后都有助于毛主席成就空前伟大的文功武治。
毛宇居老师
韶山井湾里私塾的塾师毛宇居,也是毛主席的恩师。他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当时私塾规定不许看这些‘杂书’,他总是偷着看。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8】8页)
1959年 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用自己的稿费请村中老党员和亲友近邻吃了一顿饭。当向毛宇居老师敬酒时,毛老先生急忙起立道:“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东山高小 两首好诗
1915年,青年毛泽东来到离韶山50华里的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这是一所西方“新学”式学校,可以学到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它原为湘乡地主豪绅所办,拒收外乡子弟。毛泽东靠一首诗打动校长,才获准入校。
在入学考试中,少年毛泽东写的《言志》诗说:“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校长李元圃阅后,大感惊奇,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学堂里收取了一名建国材!”
其实,毛泽东进入东山高小,多亏了表兄文运昌大力帮忙。他利用自己身为该校学生的身份,从中牵线搭桥,并替交学费和联系多人和说服姑父(毛父),等等。后来,毛泽东曾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两本书。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毛泽东在东山高小读书半年,期考成绩优异。这时,校长李元圃和国文老师贺岚纲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推荐毛泽东跟他们同时去那里读书。此事虽受父亲阻挠,但经八舅、表兄和老师们劝说,父亲终于同意放行。临行前,毛泽东留给父亲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8】11-12页)
“一师是个好学校”
1949年,毛主席在北京对当年的老同学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这里所说的“一师”,是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长沙市南门外妙高山峰下。它是毛主席最重要的母校,这里有他终生难忘的多位恩师。
1925年,青年毛泽东怀念自己在一师的学生时代,写下了激情满满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为该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主席不会忘记,他在一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短短600字,曾获国文老师柳潜(前清秀才)给的100分,并加7处眉批共150字,总批语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正是在一师,青年毛泽东积极组织同学反对旧的教育制度,驱逐校长张干,领导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智缴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支,主办学生会和工人夜校……
1936年,毛主席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在这里(一师)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8】48页)
“高尚”恩师杨昌济
在“一师”的诸多恩师中间,给予青年毛泽东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导师杨昌济。毛主席后来称赞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又说他“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杨昌济先生出身于诗书世家,曾经留学英国,在勒伯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四师”并入“一师”后继续在“一师”任教,讲授《修身》和《教育学》这两门课程。除讲课外,他还自编和翻译一些讲义供学生学习和传抄,并且常在自己家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活动。他和家人居住在长沙县的板仓冲,人称“板仓杨”。
杨昌济在“一师”的学生成百上千,他最欣赏和器重的是毛泽东。反之,学生毛泽东则把杨先生视为楷模。
杨先生常讲“立志”和“理想”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要有远大理想。
杨先生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仁、义、礼、智、信”等品质和“修身”。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
杨先生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并且身体力行,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学生毛泽东参加了更多体育项目:远足、爬山、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等。此外,杨先生还指导学生毛泽东撰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文章《体育与研究》,发表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
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陪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他身无分文,唯一的熟人是已从长沙转来国立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杨先生便把毛泽东介绍给了大名鼎鼎的李大钊……(《7》632页)
后来,在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徐特立“第一”赞
“一师”的另一位教师是徐特立。他出生于长沙县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徐懋恂,后改为现名。他只读过6年私塾,在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去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的学问主要是自学得来的,而长期自学的成功经验是“以少读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和“不动笔墨不看书”。
一天课后,学生毛泽东向徐先生求教:“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说:“润之,我认为读书必须看通、看透,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8】39页)
学生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经验。从此以后,他渐渐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看书就圈圈点点,并且不断批注和摘录。在北京中南海故居中,至今还保留着他老人家的大量朱黑纷呈的斑斑笔迹。(【8】40页))
在当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徐特立、杨昌济等老师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联合行动,徐先生竟“拔刀断指”,誓死反袁,震惊湖南全省。
1925年春,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徐特立老师。在促膝长谈中,徐先生坦露了自己的苦恼心情。毛泽东对他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接着,毛泽东还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和主张以及自己返乡的计划。这次谈话,成了徐特立人生的转折点。他从此决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后来,他常说:“从前我在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8】42-43页)
红军长征之后到达陕北,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主席亲自提议徐特立接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任命他为边区教育厅厅长。
1937年1月30日,延安各界庆祝徐特立60大寿的前一天,毛主席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祝寿信,赞扬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还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李大钊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7》632页)
李大钊(1889—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父母早逝,由祖父养大。他曾应科举考试,考得秀才,后来进入新式中学,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去日本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学教授)。他曾发表大量名作,并与陈独秀一道领导五四运动、主办《新青年》杂志、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还写下《狱中自述》,回顾自己革命的一生,并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奉系军阀的暴行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北平一些高校展开了营救活动。军阀们突然秘密举行“军法会审”,对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宣判死刑,并且专门从国外购买来新式杀人工具绞刑架。
同年4月28日下午,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面对反动法官和刽子手,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不要以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讲演后,从容就义,牺牲时才38岁。(《7》631页)
“李大钊纪念馆”早已在他的家乡建起。1983年,又在北京香山建成李大钊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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