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鬼”——评《聊斋》

    毛主席读《聊斋志异》，从中汲取的是“不怕鬼的精神”。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鲁艺”的肖三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主席还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42年4月，毛主席对作家何其芳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例如《席方平》（描写全社会包括阴间都行贿成风）就可作为史料。

    1949年建国后，毛主席对秘书林克详细讲过《席方平》和《狂生夜坐》等“不怕鬼的故事”。他对林克说：“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他还说，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

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想补天

    “曹雪芹······想‘补天’”这句话，是毛主席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此话的意思是说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封建社会日益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毛主席的原话是：“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

    早在1938年，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的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他接着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9】165页）

    1981年，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喜欢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9】161页）

《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

    毛主席多次强调，《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

    “文革”后期，他进一步发表惊世名言：“《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详见本书《北大“陪读员”》）

    老人家这番话深思熟虑，含意深远。他读过《水浒传》的十几种版本，深知金圣叹“腰砍”之错和鲁迅的“评得好”，针对“文革”中的“投降派”犹如重重地按住了他们的“命脉”。

    毛主席喜欢《水浒》、重视《水浒》，常常引用其中的故事，原因种种，最根本的一条是《水浒》写了农民革命。这恰恰是他老人家终生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

    湖南出版社的《毛泽东早期文稿》载有这样的字句：“三国竞争，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9】185页）

    毛主席曾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其实，他对二者都看过多遍，特别是在晚年。他反对《演义》中的“扬刘抑曹”倾向，对魏、蜀、吴三国的所有人物一视同仁。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 （【9】189页）

    毛主席读《三国演义》，常常针对当时的形势和问题，借鉴三国争斗中的典故，用来教育干部和群众。例如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后，党内不少人主张立即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则强调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教训，提醒大家当时主要敌人是日本，对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主张借机杀掉蒋介石，毛主席则力主学习诸葛亮“七擒孟获”，奉行和平解决方针。1970年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提议不设国家主席，他对大家说：“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皇帝，你们也不要做孙权。”（【9】201页）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从少年起就喜欢读《西游记》，喜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加，特别是做了革命领袖之后，他对孙悟空这个角色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和提高。正如他对国际著名记者斯特朗女士所说，从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攻击中共的公开信开始，“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开始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表了震惊全球的《九评》，毛主席的著名诗篇也同时问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我喜欢李白”

    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有人问毛主席：“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

    毛主席毫不犹疑地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一种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1957年，著名诗人藏克家撰文说：“毛主席也有个人特别喜欢的古代诗人。对唐朝的两个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比较起来，毛主席更喜欢李白。”

    后来，北京大学“陪读员”芦荻老师说：“毛主席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喜欢李白的诗。”她还回忆，毛主席曾对她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8》71—72页）

    毛主席对李白诗的评价是：“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至于李白的“道士气”，有一处解释为“尽想做官”。

    毛主席对杜甫也是很欣赏的，曾在自己的诗作中多次引用杜诗的名句。

点赞司马迁的《史记》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文，让许多中国百姓第一次知道了司马迁这个名字。该文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名篇大作《史记》新式标点版本于1963年出版后，司马迁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故事，才渐渐广为人知。

    1949年12月，毛主席在赴苏联访问的列车上获悉翻译师哲是司马迁的同乡人时，随口背诵了《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接着还说：“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种抱负。”后来他又多次赞扬司马迁的刻苦精神，曾说“司马迁受腐刑乃发奋著《史记》，这些人是有一肚子火才写的。”

    毛主席还曾说：“真正的信使自司马迁始。”文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

    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1957年3月，毛主席同文艺界同志谈话时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

    1973年国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基本否定韩愈，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示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毛主席于1976年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舆论界认为，这表明毛主席赞同和肯定韩愈反对骈文、革新文体、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陈言务去等方面的思想，也要顾及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藩镇割据、排斥佛教等方面的主张。

柳宗元既是杰出诗人，又是政治家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主将、杰出诗人，又是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和“八司马”冤案的受害者之一。他留下的600多篇诗文，文的成就大于诗。

    毛主席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是肯定的。他特别欣赏和推崇柳宗元的《天问》和《天对》等哲学论文，认为它们“了不起”，以唯物主义观点提问和对答，这样做的“屈原是第一个”，意即第二人就是柳宗元。

    《光明日报》1959年刊登一位文学家写的《柳宗元的诗》，毛主席读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个大问题，是个缺点。”（【7】261页）

    1965年，毛主席収到章士钊先生写的《柳文指要》一书，当即肯定“颇有新意”，并说他爱柳文，还在该书的跋中表示高度评价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的意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得好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可与《史记》相提并论，全书294卷、300余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它按时间先后记载了公元前30年至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毛主席1954年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7】283页）

    1975年，毛主席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的。”（同上）

    据护士小孟回忆，毛主席曾经亲自告诉她，《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他已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同上）

    《通鉴》一书由集体创作，司马光最后定稿。

    司马光与改革派王安石本是朋友，但因政见不同，互相对立和敌视，最后两败俱伤。

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姚崇（650—721年），唐朝重臣，多次任宰相，促成“开元之治”的要员。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初被授为濮州司仓，武则天时改任兵部郎中。其时，酷吏肆虐，告密盛行。在处理一些案件中，姚崇深受武则天赏识和众人拥戴，而后步步高升。唐玄宗即位后，拟任姚崇为相。姚崇针对时政之弊，提出十条意见，问皇帝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果不同意、做不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基本采纳了他的意见，因而实现天下大治。他还在勒令僧徒还俗、山东破除迷信灭蝗灾等方面立了大功，以致玄宗“时常以国事咨询”。

    姚崇三次为相，皆兼军部，与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道之良相。

    毛主席读《新唐书》的《姚崇传》时，写的批注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还在10条意见的天头上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7】209页）

以身殉志 不亦伟乎

    徐有功（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身为大法官，几起几落，最后为法献身。《旧唐书》《新唐书》都为他列有传纪，赞扬他“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但在一次给武则天的奏折中，他竟按封建礼数承认自己多次蒙冤入狱是应该的（“命系庖厨，何足惜哉”）。

    毛主席对此批注：“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7】上卷193页）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这句话，是毛主席读《二十四史》时写下的批注之一。

    韦睿是南朝梁武帝手下的一位名将。据《二十四史·南史》中《韦睿传》记载，他“多建策，皆见用”，作战能攻善守、英勇果敢等等，是梁武帝征战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毛主席读书时，在“梁将韦睿传”标志下，作了多达25处批注，其中包括：“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谦劳君子”、“以众击少”，显然十分赞赏这种打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关爱士兵、关心将士生活的作风，进而写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我很想学徐霞客”

    毛主席的这句话，并非开玩笑，也不是说“闲聊”，而是严肃场合的郑重发言。

    那是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次全会上，毛主席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专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到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条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7】335页）

    徐霞客（1586—1641年），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江苏江阴人，应试失败后，淡泊名利，酷爱史地考察。22岁开始有计划的远地游，直到55岁病逝。

    徐霞客曾经游遍16个省区，主要是在西南云、贵地区，登名山、游古迹、探春览胜，每天都把所见所得记录下来。可惜当年原稿大部散逸，后人好不容易将保存下来的材料加以整理，编辑成了《徐霞客游记》一书。

    毛主席还说：“《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这两部书，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作者通过自身经历和实地考察，有新的发现，勇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过去有些人认为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而结果证明这是不对的。又如《水经注》原以为水道只有137条，但实际多达1252条，“存疑”之处还有70余处。（【7】330—335页）

严复千辛万苦求真理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史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翻译家，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14岁，父逝，家计困难，投考福州船厂附设船政学堂，以首名被录取，开始接受西方科学知识。1877年，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1879年，回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奉调北上，任教于李鸿章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任会办、总办，在此一直任职20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在天津《直报》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呼吁变法。1897年，与人合作创办《国闻报》。

    严复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例如《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传播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为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学者”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准则，至今仍为翻译界所尊崇。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曾受聘为京师大学和改名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趋于保守。在五四运动中，他竟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横加诋毁。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康有为（1853—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守派首领，广东南海县人。自幼博通经史。1879年，接触改良思潮，认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

    1888年第一次《上皇帝书》，建议清政府改革，广为民间传抄。1895年，甲午战败后，联合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两次上书均未递交光绪皇帝。他第三次上书，引起光绪皇帝重视。一个月后，第四次上书首次提出“设下院以通下情”。1897年末和次年初，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皇帝，警告“不变法将亡国”。康有为和谭嗣同等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以后，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他们发动政变，通缉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转抵加拿大，后来在印度写成《大同书》。

    据梁启超介绍，《大同书》的内容包括13部分，最重要的是前两部分：一、无国家，全世界分区管理；二、所有政府都由民选。

    毛主席曾对斯诺说，早在东山高小时，他就接触过《大同书》的思想，并对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崇拜。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3】四卷1469页）

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7岁中秀才，18岁开始教书，21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特别佩服激进改良主义者谭嗣同。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8年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而辞职，再次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支持科学民主思想，提倡“劳工神圣”，使北大成为新文化重要阵地。

    毛主席认识蔡元培，早期是通过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老师。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蔡元培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还主动为青年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撰写宣传材料。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后，蔡元培迅即联系营救。他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健，要求保释。何健回电推说电报来迟了。

    抗日战争期间，蔡元培曾应邀赴延安参加“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他在香港还仔细阅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毛主席称赞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当之无愧！

范文澜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江苏省绍兴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1940年初，他带着30多箱书来到延安，开始作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同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1952年起，范文澜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与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吕振宇等一道，成为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病逝，终年76岁。

    范文澜在延安讲演前，曾把提纲送给毛主席审正。毛主席回信热情鼓励说：“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7】690页）

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吴亮平（1908—1986），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精通英、俄、德文，《反杜林论》等多本马列著作的翻译者，浙江省奉化县人。

    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入党，1929年回国后，任中宣部《环球》周刊主编，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过红军长征，为毛主席和斯诺做过翻译。曾被王明撤职（后平反），曾与艾思奇合著《唯物史观》、《思想方法上的革命》，曾当选党的“七大”代表。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司局长干部会议上传达：“主席讲，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的，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7】966页）

周世钊可兼贤与能

    周世钊（1897——1976），字孰元，湖南宁乡人，教育家。与毛主席在湖南一师同班同学同宿舍，两个人共同爱好诗词文学，学业又居全校学生之首；毕业后两人同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彼此相交63年，情谊深厚，最后又同逝于1976年。

    1949年，湖南刚刚和平解放，周世钊就以第一师范代理校长的名义专电毛主席致敬。毛主席复电道：“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一个月后，周世钊受任为一师正式校长，他邀集一些老教师联名致信毛主席。毛主席复信道：“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次年9月，毛主席邀请周世钊来京参加国庆活动。此后数十年，这种联系不断，直到周世钊升为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始终亲密无间。（【7】下卷741—742页）

    1958年10月25日，毛主席致信周世钊：“孰元兄：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避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7】741页）

王安石有专门之学而无通识

    对王安石的这一评价，是21岁的青年毛泽东写给学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提出的。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少好读书”、博览诸子百家，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唯物辩证法思想；曾两度出任宰相。列宁曾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7】300页）

    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了呢？当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青年毛泽东提出了独到见解：虽有“专门之学”，但“无通识，并不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就是说，对社会缺乏全面了解，未能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以致改革派分裂，保守派复辟，王安石不得不再次辞职，随后不久积郁病逝。

马寅初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讲得好

    马寅初（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浙江嵊县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担任教授；建国后，曾任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口学名誉会长等职。

    他的《新人口论》，认为“控制人口，刻不容缓”，要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等。他还批判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论，指出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1957年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一听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表示支持。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7】567页）马寅初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以后，无比兴奋。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兴奋，难免说出几句失当的话。他在一次演说中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10年后有八亿一千万，50年后多少？吓死人！26亿1900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了。”就是这句“向外发展”，经过恶意“上纲上线”，竟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

    现在，对马老的错误批判虽已纠正，马寅初晚年还获得一顶“北大名誉校长”的“高帽儿”，但教训深刻，不应忘记。

梁漱溟的著作有独到见解

    梁漱溟（1893—1988），现代学者、教育家、民主党派人士。原籍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与毛主席同岁。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主张“乡治”，开班“乡治讲习所”，在河南和山东办“村治学院”，主编《村治》月刊。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

    毛主席1938年在延安致信梁漱溟：“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7】704页）

冯友兰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河南省唐河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晚年著有独具体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7册）

    毛主席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冯友兰说：“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7】下卷712页）

    毛主席1958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7】下卷715页）

周谷城关于逻辑问题的观点比较对

    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湖南省益阳县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曾任教于中国公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著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等书，在逻辑学方面也有突出的建树。

    毛主席同周谷城是老朋友，在湖南一师时是同事，共同参加农民运动。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周谷城感到“很孤立”。这时，毛主席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随后叫人给周寄去几本发表支持观点的人民大学刊物《教学与研究》，并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再次表示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他的“观点比较对”。

萧三的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

    萧三（1896—1983），现代诗人，毛主席的同乡、同学和战友。他曾代替鲁迅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堪称我国第一批俄语翻译家。

    他曾到法国勤工俭学，曾参加伟大列宁的护灵和葬礼，同陈乔年一起首次把《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

    萧三因一次跌倒致大脑受震荡，曾到苏联疗养，康复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此后连续十几年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传向全世界。这是当时除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以外，介绍中国真相的另一条渠道。

    萧三已出版的著作有《和平之路》《友谊之歌》《萧三诗选》等，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编，撰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等。

    萧三还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精通俄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参加过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熟悉众多苏联作家，翻译过他们的不少作品。他还出席过历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结交了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名人朋友。

    文革期间，萧三坐过7年冤狱，1983年逝世，终年87岁。（【7】723页）

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得益很多

    艾思奇（1910—1966），中国现代哲学家，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曾任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解放日报》副总编，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党校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

    毛主席批注原文：1937年致艾思奇的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7】下卷978页）

黄炎培的声明写得极好

    黄炎培（1878—1965），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江苏川沙县人。21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加入同盟会，曾赴美、日、东南亚考察教育，创立联教社。积极抗日，1945年6人一道访延安，公开发表《延安归来》，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对毛主席谈“周期律”闻名天下，代表民建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毛主席大加赞扬。

    毛主席批注原文：“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7】上卷497页）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7】500页）

姚雪垠很会写文章

    姚雪垠（1910—1999年）现代小说家，河南邓县人。他花40余年心血写出的长达350余万字的5卷集《李自成》，其第二卷曾获茅盾文学奖（庆祝建国50周年50个文艺献礼项目之一）。（【16】12页）

    毛主席生前曾对身边人员说：“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究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要对姚雪垠予以保护，让他继续写下去。”（【7】986页、987页）

郭小川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郭小川（1919—1976），现代诗人，河北丰宁人。14岁随家来到北平，20岁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1941年初到延安，先后在中学、高级师范及工学院补习班学习，同时开始写诗。曾任王震的秘书、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和《人民日报》特约记者。

    郭小川的诗的突出特点是“楼梯式”，像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所以毛主席称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毛主席曾对媒体说：“《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等，我都看了，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