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菊香书屋”到“游泳池”

    北京天安门不远处的中南海丰泽园，是毛主席的故居，里边的“菊香书屋”就是他的书房。据说，它因毛主席喜爱菊花而得名。看外表，它是一个小四合院，青砖灰瓦，院内草坪由“十”字形通道构成“田”字，百年柏槐又增添了几分幽雅。

    “菊香书屋”内，一排排满载图书的书架靠墙而立，另在桌椅上、沙发上以及所有可利用的地方都放着书报和杂志等，其中有些已经打开，尚未看完……
1966年，由于毛主席不满意对他住处的装修，他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去住，“菊香书屋”的“书海”也搬了过去。他当时幽默地说：“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于是，毛主席的最后10年是在中南海“游泳池”度过的。

2．毛主席读书何止“万卷”

    “走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某人的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可是，对毛主席而言，此话却远远不够用了。

    论走路，仅仅一次红军长征就走了二万五千里；论读书，他老人家一辈子读书不仅超过了“万卷”，可能达到“十万卷”以上。

    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在清理北京市中南海内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时发现，除满放书籍的书房外，在会客室、办公室、卧室甚至卫生间，到处可见毛主席看过的书。其中很多都有他老人家读过的标志——或夹纸条，或折边角，或画粗细不等的直线、曲线、双线和圆圈，或写种种批注。

    如果把毛主席在各个时期读过的书都算在内，即把他年轻时在学校读过的课外书、战争年代缴获的有用图书、名人和和友人赠阅的著作以及建国后向全国各地图书馆借阅的图书等全都加在一起，据说“远远超过十万册”。

    毛主席所读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大有不同。早在少年读私塾期间，他在跟老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中庸》《左传》《古文》等“课文”的同时，常常偷看一些旧小说。多年后，他曾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唐传》《三国》《西游记》······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8》15页）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著作便成了他的主要攻读方向，其突出特点是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从1920年首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他陆续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名著。

    到了新中国建设时期，毛主席带头学习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

    毛主席晚年病重期间，仍然坚持天天读书，所读内容比较庞杂，有小说，有小人书，也有笑话等。

    总而言之，毛主席这位伟人的一生，是不懈读书学习的一生。这是他获得如此丰功伟绩、渊博学识和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共产党宣言》读了无数遍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是毛主席接触最早、阅读次数最多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从1920年首次读此书直到1976年去世，不知读了多少遍，从未中断对它的学习和研究。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行动指南。

    毛主席自己曾说，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因为当时翻译到中国来的东西还很少。自从学了《共产党宣言》，知道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初步掌握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早在1939年，毛主席曾对老朋友曾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了多次。”（【9】51页）

    1942年11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时指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要能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为首的又是《共产党宣言》。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12本马列著作，毛主席又亲笔在这12本书目录前加上了“干部必读”4个字。

4．《二十四史》读了24年

    从1952年起，毛主席读《二十四史》，一直读到去世，读了整整24年。

    《二十四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4000多年来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等方方面面的经验教训宝库。毛主席曾说，《二十四史》是历朝历代的政要们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

    早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就指示对《二十四史》等史籍进行整理出版工作，要求首先标点《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随后，有关专家齐燕铭、范文澜等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主席深表赞同。在他的支持下，调集全国有关专家学者之力，对《二十四史》加以标点、分段、校字，为后人的研讨提供了空前方便条件。

    毛主席1975年与北京大学芦荻老师谈到《二十四史》时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研究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它），批判他（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9】330页）

5．床头书排多而不乱

    有人形容毛主席的书房是“书的海洋”，说明书籍之多。“床头书排”一例，足可证明。

    参观毛主席故居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床铺倒不小，但被一摞一摞的书几乎占了一半。那些书分三排，从头排到脚，足有一两尺高，阅读时摊开，有些改为堆放。书排看似有些凌乱，其实完全在毛主席掌控之下，哪本书在哪排，他心里清清楚楚。服务人员换床单时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把各排的书弄乱。卫士刘福明刚参加值班时曾把一些书搞乱了，毛主席批评说：“谁让你动我的书？打乱我的秩序，多此一举！”（【8】202页）

6．基辛格的印象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不止一次到访毛主席书房。他事后描写道：“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8】201页）

7．日本首相夫人的观感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夫人蔦子，上世纪80年代初参观毛主席故居，看到毛主席的床上堆满了书籍，大感诧异。他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一个人要有大学问，必须多读书。我要建议我丈夫学习毛主席，多读书。”（【8】196页）

8.“毛氏藏书”知多少？

    鲜为人知的《毛氏藏书》，全书24卷本5000万字，不久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鸿篇巨制的主编是长期担任毛主席最后一任秘书的张玉凤。她从1962年至1976年一直工作在领袖身边，还曾担任宣传干事和调研员等职。

    据张玉凤说，毛主席的藏书目前全部放在他晚年常常会见外宾的地方——“菊香书屋”，有一万余种、10万余册，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图书馆的规模。（【8】197页）

9．“文房四宝”和印章

    自古以来，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备受文人珍视。毛主席也喜爱它们，但他的喜爱很像战士对待自己手中的武器。他在延安曾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8】219页）

    战争年代，毛主席向警卫人员交待：“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看书、工作、学习。”（【8】220页）

    建国后，许多地方和人士请求毛主席题字、题词或写诗，“文房四宝”就更不可缺了。

    像许多学者那样，毛主席也喜爱个人印章。早在1936年，方形印章《毛泽东印》就出现在致“国统区”的介绍信上，1937年又出现在他给柳亚子的信中。1945年，柳亚子送给毛主席两方印章。1948年，号称“篆刻王”的谢梅农用家藏上乘寿山石料，为毛主席刻制了两方印章。后来，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崇敬，齐白石、艾青、傅抱石和关山月等名人也分别给毛主席送过印章。

    毛主席看书有个习惯，就是先加盖“毛氏藏书”印章，然后再细看。（【8】221页）

10．工具书和历史地图

    读书离不开工具书。毛主席的工具书相当齐全，使用最多的是《辞海》和《辞源》，《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地图》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工具书使用。

    1957年，毛主席对《辞海》的一位编辑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新编《辞海》1965年出版后，毛主席仍不甚满意，因为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有而没有。可惜毛主席没等到《辞海》再次修订就辞别人世。重新修订的《辞海》1979年出版发行，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对《辞源》也进行了修订。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还提出了两项文化建设意见——重新标点《资治通鉴》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他对吴晗同志说，《资治通鉴》“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令人读起来不方便，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他同时指示吴晗要绘制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地图。吴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调集多方力量，“标点”工作一年后就宣告完成，但“绘图”工作出乎预料复杂，历经35年之后，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1988年3月才出齐。（【8】222—224页）

11．晚年“大字本”

    1971年，毛主席受林彪“9·13”事件严重刺激，明显老化，视力减弱，看书需要放大镜相助。这时身边工作人员与国家出版局商定，应把老人家常看的小字书改印成“大字本”。有关出版单位对此一致拥护，印厂工人自愿加班加点。

    1974年8月，毛主席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次年成功做了手术，术后一周他就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书。印厂工人闻讯，加倍努力生产。在此之前，上海组织起一个相当强大的注释“大字本”的团队（简称“大字本”），保障“大字本”出版前必须经过准确的注释。

    “大字本”基本上都是上海印制的线装本，正文用4号老宋，注文用小4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

    从1973年起，经注释的“大字本”《吕蒙传》《江梅引》《夏侯渊传》《桓伊传》《朱升传》《谢玄传》《刘牢之传》《天问》《天对》《张辽传》《李思传》······陆续运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但到1975年底，上海没再接到新的“大字本”任务。（【8】205—211页）

    上海“大字本”团队，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为主力，由该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教授挂帅（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谭其骧传》详细介绍了他的功绩），并有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参与，力量相当强大。但关于他们的新闻报道，当年并不多见。其实“大字本”的功劳还是多次披露过的。1966年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说：“跷跷者易缺，嗷嗷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引语，据说来自“大字本”的注释。“文革”期间，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与《吕蒙传》的“大字本”注释有关。

12．“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句话，是毛主席1966年《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的。他的全句原话是这样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4】71—75页）

    毛主席与鲁迅两人虽然从未见过面，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但是他们神交已久。他们一个作为政治家，一个作为文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观察和解剖中国社会，所得结论可谓殊途同归。

    毛主席对鲁迅的了解，主要是靠读鲁迅的作品。1937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毛主席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话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9】297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英勇的旗手”、“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9】298页）

    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和中南海，一直伴随着毛主席近40年。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着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9】299页）

    毛主席还说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7】555页）

13．还想读一遍《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一书，是章士钊先生的大作，是他晚年花费10年心血编著的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分上、下册）。所谓《柳文指要》，似可翻译为《柳宗元文笔解读》。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并称“韩柳”。柳宗元的散文、游记和600多篇诗文被后人千古传颂，推崇备至，毛主席也很喜爱。

    众所周知，毛主席与章士钊之间的情谊相当深远，主席尊称之为“行严老”。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章士钊曾经资助毛主席两万块银元，帮助赴欧洲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徐特立、李富春等人得以成行。从1968至1972年，毛主席让秘书从他的稿酬中每年取出2000元送给章老，因而盛传“毛主席十年还债”的佳话。1949年，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的章士钊留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他的养女章含之曾教毛主席学英语······

    《柳文指要》一书写就于1965年，毛主席最初评价为“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随后，经当时党中央主管出版工作的康生同意，于1971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

    毛主席的“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无疑是对《柳文指要》的最高评价。

14．古为今用读《智囊》

    明代人编著的《智囊》一书，又名《知谋大全》，有14个分册，按政治、军事、司法、语言、妇女等项分类编排，展现了中国古代治国、治军、断案、平乱、经商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以智取胜的千余则故事。

    毛主席身边有两套《智囊》，都是线装本，一套放在会客室，据说是向章士钊先生借的，字体较大，显得很新；另一套放在卧室，字体较小，显得较旧。据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最后岁月，他老人家除马列著作、《二十四史》和鲁迅著作以外，圈画和批注最多的就是这两套《智囊》了。

    《智囊》第七部《语言的智慧》中，载有孔夫子的弟子子贡的一个故事，其中有句评语：“子贡真是纵横家的祖师，一点也不像圣贤的门生之作风。”毛主席加批语：“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智囊》第八部（即兵智部）收有故事多达119个，毛主席对它们最感兴趣。例如对孙膑的“围魏救赵”战法，老人家大加赞扬：“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又如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他老人家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有新的发挥：“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9】408页）

15．阅读人民来信

    “文革”期间，一位小学教师给“尊敬的毛主席”的一封信，曾经轰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表明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

    这封信来自福建省莆田县，写信的是小学教师李庆霖。他的儿子李良模去山区“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既吃不饱饭，又无住处，不得不去“黑市”买高价粮和回家拿油；这个孩子的困难没解决，另一个孩子又要初中毕业······信中说：“有的人有权力有地位可以不叫孩子下乡，他们可以走后门，拉关系招工、招生、招干，我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8】117页）

    当时已经80高龄的毛主席，看了李庆霖的这封信，不禁落下眼泪。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曾立志去当教书先生，还对斯诺说过“我过去就是教员”，他对李庆霖难免感同身受。他当即提笔，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8】118页）

    李庆霖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和汇款单，他哭了。他这个贫农的儿子当了人民教师，现在又······他甚至后悔不该去打扰毛主席，全国10亿人有多少事需要他老人家操劳啊······

    不久，中共中央发布【1973】21号文件，把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国，随后又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

16．特派“调查员”

    毛主席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早在1927年，他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以后，他接触群众的机会少了，就发动身边工作人员帮他了解社会情况。于是，中南海警卫中队的任务明确规定：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调查研究。

    为了做好调查研究，毛主席要求卫士一中队的成员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他对卫士们说：“你们以后也要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8】136页）

    从此以后，警卫战士每次休假回来，都写调查报告。有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写东西难免错别字连篇和文理不通，毛主席仍然耐心帮助一一修改。有一位战士的调查报告，写了6次才算完成。另一位战士探亲归来，写了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战胜大旱天灾的情况，毛主席在报告上写了“合作社好”4个大字。

    1957年12月，一位战士不仅写了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并且汇报道：“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主席接过战士手中的窝窝头，手发抖了，眼圈红了，掰一块窝窝头放在嘴里，泪水立刻淌落下来。他把剩下的窝窝头掰开，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清了清喉咙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那天，毛主席失眠了，值班卫士听到他不断喃喃自语：“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

    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又有两名警卫战士从家乡归来，带回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并且汇报说：“俺们村里，这样的窝窝头有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两个。”毛主席这次又难过地哭了。他当天连吃两次安眠药仍不能入睡，坐起来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他对卫士们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不久，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党中央对有关政策作了调整。

17．专列书籍

    毛主席去外地视察，也不忘读书学习，每次都在专列火车上带着两个大书箱。

    毛主席的专列由三部分组成：前驱车、主车和后卫车。其中“主车”包括毛主席的卧室和客厅以及乘务人员的卧车厢和行李车厢。每次外出视察，毛主席习惯于全程住在火车上，而且“一切照家里的模式”来安排，在家里怎么摆放，到火车上同样摆放。两个一米见方的白木板书箱，是用来装书刊和文件的，装箱时都打了标记，比人上车早两小时。

    毛主席上车后，一般规律是这样：首先走进客厅，卫士递过来湿毛巾，请他擦脸；擦脸后，坐在沙发上，随手抓起放在扶手上的一本已经展开的书（上车前未看完），抓紧时间继续读书……（【8】229页）

18．“天天必读”报刊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有阅读报纸和杂志的习惯。当时常看的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刊》、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和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等。

    革命战争年代，读报十分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得到一些报刊透露的敌情，往往需要牺牲一些干部战士的生命。延安局势相对稳定，毛主席订阅了三四十种报刊，其中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今日新闻》等。他当时的名言是：“一天不看报是缺点，三天不看报是错误。”后来在视察安徽芜湖时，他又说：“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9】454页）

    1949年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简称“双百”）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带头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他特别重视报刊上各种争论和讨论，并且常常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1958年讨论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时，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意见不一。毛主席闻讯后让工作人员把有关文章搜集起来给他。后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在学术问题上，毛主席一贯主张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发表和争论，即使有人对毛泽东著作发表不同观点，他也主张“不应当去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8】116页）

    据有关人员回忆，有些报刊是毛主席“天天必读”的。首先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其次是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再次是《光明日报》和其他一些有特色的报刊。

    《人民日报》原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8年6月在河北平山创刊，1949年3月迁至北平（北京），同年8月1日起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关注《人民日报》，多次批评、指导，甚至关心如何办报、如何写稿、如何组稿等问题，例如主张“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提倡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表示“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是毛主席晚年“天天必读”的一报一刊。

    《参考消息》创刊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之日），由红中社创办，其内容主要是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从这时起，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油印的《参考消息》每天都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长征期间，《参考消息》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复刊。

    1944年10月4日，毛主席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人员时说：“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1946年春，毛主席号召“全党办通讯社”，扩大新华社的“耳目、喉舌”作用。同年，中央决定由范长江带领新华社小分队，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在13个月的转战期间，“小新华社”除尽力编印《参考消息》外，每天都送给毛主席“一大叠手写的电讯译稿”。

    建国后，毛主席更加重视《参考消息》，支持扩大它的发行量，多次指示把它办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言论也登”，“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毛泽东选集》第7卷196页）

    从1955年3月1日起，新华社遵照周总理的倡议创办了一种新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它最初曾每天出三本（上午版、中午版、下午版），20世纪60年代改为一天两本（上午版、下午版），80年代又改为每天一本。

    《参考资料》一出现，就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他对这个每天多达18万至20万字的刊物，坚持天天读。他曾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新闻和文章，但是《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每天必看。”（【9】502页》）

    《光明日报》是全国综合性报纸之一，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它和《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一样，也是毛主席的“天天必读”。

    毛主席对《光明日报》最感兴趣的是它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和“东风”等几个专刊和副刊。该报关于遗传学和《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关于为曹操翻案、关于《水浒传》中《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讨论、关于毛主席和郭沫若的诗作唱和等等，都曾轰动社会。

19．借书、买书和谈书

    毛主席一生读书、爱书，少不了买书、借书和谈书。有人发现，他老人家给别人写信或聊天，几乎每次都与书有关。

    毛主席曾对友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以前，曾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那是他“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还说，当时他“已经19岁”，“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努力尽量多读一些……”后来在北大图书馆虽然时间不长，但能珍惜每分每秒时间，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种学说……（【8】225页）

    在延安时，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和刘鼎，吩咐他们“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又写信给胡乔木，嘱他“搜集若干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管是翻译的，写作的……”

    进北京后，他曾写信给女儿李讷，嘱她“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又写信给另一位同志，请他“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借）一些美国历史（书）”。（【8】227-228页）

    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特地去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为表示对毛主席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1号。

20．读书、写书、用书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五卷本里有中国历史典故300多个、世界历史典故40多个、中国历史人物100余人。这说明毛主席的历史知识多么渊博，也说明他老人家既善于写书又善于用书。

    在中国广大读者群中，熟读《毛选》者不计其数，许多人能够背诵“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名篇中的典故通俗易懂、如数家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读书并非为读而读，他早就怀有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宏伟目标。早在1918年，年仅15周岁的毛泽东就曾约几位同窗好友，打算在长沙岳麓山区创造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1919年他又拟就建设新村的计划，并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其理想核心是一个“公”字。苦斗28年之后，他曾多次回忆：“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8】230页）

    1955年，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共搜集各地材料175篇，90多万字，仅汉文版就发行152万册。毛主席亲自为它写过两篇序言，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不仅显示了他的深厚文字功底和编写才干，而且再次表明了他建设“新村”的高度热情。

    1976年初，毛主席发表“遗言”：“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6】1781-1782页）

21.《反对本本主义》的来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这句名言，大概人所共知。但是，若问此话的来源，恐怕不少人就可能不易回答了。

    这句话，最初出现在1930年代的江西老区，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盛行，有人提出农村要“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对城市工商业者也要实行“左”的政策。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主席在当地进行了20天调查研究，写出了10万字的《调查工作》小册子，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广为传播。后来，由于战事频繁，调查文章失传，大家甚感惋惜。

    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贡献了出来。毛主席闻讯表示非常高兴，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来了。1964年6月，《调查工作》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主席把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22．号召读书 示范读书

    毛主席的一生，可以说既是革命的一生，又是读书的一生。他不只是号召大家读书，而且成了世世代代读书的楷模。

    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4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主席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1958年11月9日，在党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写信给党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四级党委（后又加乡级，变为五级）委员，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8】175页）

    1959年8月15日，党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建议读两本书：《哲学小辞典》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8】175页）

    1959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组建一个五人“读书小组”，成员是主席、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读书方式是“边读边议”，节假日也不休息。

    这个“读书小组”，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为学习研究内容，从1959年底在杭州至1960年初在上海和广州共计存在两个月，实际读书时间不过二十几天，但它却为全党全民读书起了示范作用。

    最初，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力群整理的《杭州读书记录》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获准向与会者传达，并且印发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后来，1975年经胡乔木提议修订，把原书观点和毛主席评语并列，标题改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一）（二）（三）（四）4大本，印了40套。

    1977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力群以上述整理稿为基础，编辑了一本《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经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批准，印发党校教学人员阅读。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党内文献》陆续选载了这本《汇编》的部分内容。

    通览上述《记录》，毛主席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学风一目了然，善读书而不唯书的传统未变，与“反修”的《九评》相呼应之倾向相当明显。例如：

    “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写出《帝国主义轮》，因为他们同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说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8】179页）

23．小人书和笑话书陪伴伟人度过最后岁月

    有人说，毛主席“广读天下书”，生活在“书的海洋中”。此话不假。他对小人书和笑话书也挺喜欢，特别是在晚年。

    据主席身边机要人员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当年常教导她“工作之余多读书”，而为启发她的读书兴趣，曾指点她“从看小人书开始”。

    三年困难时期，一名卫士发现毛主席在看小人书，便问：“主席，您还看小人书啊？”毛主席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待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8】127页）他还曾说：“翻看小人书是一件趣事，是寓教于乐的好形式。”（【8】126页）

    到了晚年，毛主席还喜欢笑话书。据说1964年他读得最多的便是笑话书。据曾为毛主席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回忆，早在1966年1月，毛主席就曾从外地打电话点名要看《笑林广记》等笑话书；1970年大家给他送去《明清笑话四种 》《广笑府》《笑笑录》和《苦茶庵笑话选》等20种笑话书。后来，另一些工作人员找到更多笑话书，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这三种，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再后来。北京许多图书馆又找出大量笑话书。尽管毛主席没能全部看到这些书，但它们不仅伴随伟人度过了最后岁月，而且是中国笑话书的一次空前大整理、大检阅、大展示，无疑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8】129页）

24．“毛体”书法家

    据知情者说，毛主席本来无意成为书法家，可是有关专家和行家却普遍认为他是“著名书法家”，他的字体被誉为“毛体”。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逄先知的回忆文章说：“毛泽东可以说是当代一流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在草书中，他最喜欢怀素的草书······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自叙帖》······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摆满了三四个书架。······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名家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搜集了30多种，行草隶篆，无所不有······”（【9】417-418页）

    在书法方面，毛主席的名言是：“学字要有帖。”他还说过：“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9】418页）

    陈秉秾老先生的《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断》一文说：“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1955年开始的20年间，广置碑帖约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9】416页）

    书法家们认为，中国书法的本位是草书，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顶峰，谁就是大师。在中国书法史上，汉末的张艺被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称“书圣”······毛主席以其晚年的草书成就，已经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无疑堪称大师。在中国当代书坛上，毛主席的成就无人能比，他是当之无愧的书坛泰斗。（【9】499-450页）

    毛主席的书法成就，当然不限于草书。他的行书作品几乎随处可见，例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头，又如“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著名题词等。这种行书又称“行草书体”，独具一格，字字有神，令人赞美和景仰。

    提到毛主席的行草书作精品，人们不会忘记他老人家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首词写成后，老人家特意另写六字“书赠恩来同志”，当即派人送给周总理。后来邓颖超大姐把这件墨宝献给了党中央，为两位亲密战友的世纪友谊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9】449页）
                  
25．楹联高手

    毛主席博学多才，不仅熟读古诗词和著名诗坛，而且擅长楹联创作。

    据被誉为“高参”的郭化若回忆，红军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法，全在毛主席为动员大会写的一副对联中，其内容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完全公开，人人能背，敌人明知，但学不来。后来的“反摩擦”方针也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早在1927年8月，红军一个营长带领全营叛变。为了追回他们（主要是追回无辜战士），红军28团团长王尔琢只身前往，不幸被叛徒杀害，年仅25岁。

    毛主席闻讯，悲痛至极，随即为追悼会作对联一副：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1931年9月，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转战中遭敌空袭，不幸中弹身亡。毛主席心怀悲痛，为追悼大会写了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26．向科学家学习

    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曾应邀到过毛主席的书房。在这里，他们像老友重逢，清茶一杯，谈论天下古今。这是毛主席向科学家们学习的一种方式。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当“老师”，讲授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李四光首先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情况以及铀矿与原子能事业的关系。钱三强则扼要讲述了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以及中国近期研究成果。与会者提出各种问题，“老师”一一解答，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8】120页）短短几年以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过了几年，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

    毛主席总是劝导科学家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鼓励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互相配合，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说：“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指导。”

    毛主席不仅自己重视学习科学知识，还不断号召大家“向科学进军”。在中共八大一次预备会议上，他曾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做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懂得科学。”（【8】123页）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也说：“我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伟人之一，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同上）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又在书房约见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竺可桢的日记记载：“我到中南海，见毛主席卧室摆满图书······与我握手后，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看到了我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8】124页）钱学森的记述是：“在这次被接见的人中，我是最年轻的。毛主席主要同两位年长的科学家谈地质科学、勘矿和气候、农业问题。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路。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1965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写的《统筹方法平话》一文问世并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阅后及时回信说；“来信及‘平话’，早已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华罗庚说，他推广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实验得到蓬勃发展，这是他以往在书斋里“完全想像不到的。”

    1974年5月30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来访，急于向科学家学习的毛主席一见面就直言问及物理学中“对称”何以那么重要？李政道博士当场演示加以说明，毛主席以赠送生物学家托马斯的名著《科学概论》表示感谢。

    早在1964年，毛主席很想骑马沿着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作一次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并且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天文、地理、地质、历史等学科方面的专家参加······但很可惜，他老人家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成了终生一大憾事。

27．推荐《触聾说赵太后》

    1967年，毛主席大力推荐读《战国策·触聋说赵太后》一文。

    此文说的是战国时期，秦国要攻打赵国，赵国主事的太后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最小的儿子长安君去做人质，才肯出兵，而赵太后舍不得。军师触聋前去劝说，围绕“为子女着想”这个主题指出，赵太后如果真爱长安君，就不该只给他领地和财宝，而不让他为国立功。赵太后最后明白了道理，同意儿子去当人质，赵国随之转危为安。

    毛主席由此引出了“教育子女（特别是高干子女）”这一重大问题。他指出：“两千年来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8】96页）

28．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

    1961年11月6日，毛主席一上午三次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请他找南宋陆游写梅的诗词，并嘱最好当天下午送他。田家英当即就去完成了任务，这不在话下。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这么重视陆游写梅的诗词呢？

    毛主席喜欢古典诗词闻名已久。他特别喜欢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咏梅诗词。他自己后来写的“咏梅词一首”也早已传遍全国:“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同年9月，毛主席为纪念鲁迅80寿辰写过一首诗，把鲁迅和秋瑾与陆游并提，说他们都是绍兴的爱国“名士”。

    同年10月，毛岸青与邵华尚未结婚以前，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随姐姐刘思齐来到菊香书屋看望毛主席。她看到老人家床头的一本线装书便问：“毛伯伯，您也喜欢《剑南诗稿》？”主席点头笑答：“看来，你读过放翁的诗词呦。”邵华说：“不仅读过，而且特别喜爱。”主席问：“你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邵华说出了《关山月》《诉衷情》《夜游宫》《示儿》等篇，并当场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背诵时，邵华偶尔略微停顿一下，主席就提示一下……

    就在这时，毛主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读放翁诗词，如遇知己。”（【8】78页）

29.不忘范仲淹的名言

    1906年，13岁的毛泽东跟毛宇居老师学习《古文观止》，记住了其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

    1913年在湖南一师听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毛泽东所做《讲学录》（课堂笔记）中，又多次写到范仲淹，注明他是“孔孟朱陆”之后“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是说范仲淹是一位道德学问、事功俱全的人。同一天的课堂笔记还写道：范父早逝，初不知自己是范家子孙，别人告知后“感极而泣”，“三年衣不解带”“路不拾金”，立志苦读。

    1918年，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一道搞社会调查20天。途中，他们登上岳阳楼，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豪情而赞叹。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接待岳阳老友时，再次赞扬“岳阳是个好地方”，“因为范仲淹写过一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谈到“先忧后乐”思想，毛主席又说：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

30.莫忘《增广》

    60年代，在北戴河，毛主席突然要看《增广》。机要秘书高智立即转告田家英，并嘱“主席明天就要”。

    第二天，送文件的同志送来一批文件，其中有主席要的《增广昔时贤文》（简称《增广贤文》或《增广》）。

    《增广》一书，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样，是一种启迪童蒙的教材，在我国流传已有千年左右，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据说它由明朝一儒生编撰，后经多人增补，至清代和民国年间风靡全国。它围绕人生和社会两大主题，将历代典籍中的贤哲名言佳句编撰成书，很有启迪和警醒作用。例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又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统统都要报销！”（陈毅语）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就见于《增广》（【8】95页）

31．北大“陪读员”

    1974年春，毛主席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症，看东西很吃力。这对素来手不释卷的毛主席而言，简直是大灾大难。有一天，他忽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希望请一位“侍讲学士”（即陪读员），来给他读书。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词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一任务只有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才能胜任。于是，他们委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之一）的谢静宜去北大物色人选。没几天，谢静宜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机要秘书张玉凤把这些档案一一念给毛主席听。主席听后说：“就让芦荻来试试吧！”

    毛主席点名请芦荻，不是偶然的。他曾读过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师选注的《历代文选》一书，其中有几篇文章他很喜欢，而这几篇文章的选注者正是芦荻。记忆力极强的毛主席还记得这个名字。

    当年5月26日，谢静宜驱车把芦荻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身边。途中，谢对芦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什么？见毛主席？”芦荻吓了一跳。谢补充说：“你去给毛主席讲诗、词、歌、赋。”（【8】376页）

    病中的毛主席在卧床上握手欢迎芦荻。他的第一句话是：“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不等芦荻郑重回答，他就吟诵起来：“玉浚楼船下益州，金陵正气黯然收······”吟罢，主席笑着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8】377页）芦荻笑了。她那万分紧张的心情开始逐渐放松下来。

    这时，毛主席因遇到了谈论古典文学的对手，显得兴致很高。他聊起了唐朝的刘禹锡，聊起了三国的阮籍，又提到北周的文学家庾信。他笑道：“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芦荻靠自己的记忆边背边讲了《枯树赋》，成功通过了首次“面试”。

    芦荻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中南海颇受重视。她住进了谢静宜那一栋楼，并获准进入毛主席书房，随意看书。

    为了适应毛主席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她每天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深夜至凌晨给毛主席侍讲诗文。她曾说：“我总是有一种深入禁地的感觉，常如《诗·小雅》中所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378页）他这种心情与初来乍到有关，也与北大党委的事先“提醒”有关。他们的“提醒”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8】388页）

    芦荻随着对领袖的“听”“看”越来越多，她那“不苟言笑”和“小心翼翼”的特点渐渐变了。陪读4个多月后，要离开中南海时，她觉得自己能跟伟人相处真是三生有幸，学到很多东西，令她依依不舍。她永远不会忘记主席的教导：“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8】382页）

    芦荻不会忘记，毛主席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知识那么渊博，让她这个专业工作者自愧不如。她后悔自己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向领袖请教更多的问题。

    芦荻更不会忘记，毛主席对她说出了轰动全国的惊世名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那是1995年8月，芦荻向毛主席请教关于几本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毛主席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然后讲到《水浒》。事后，芦荻把当场记录的谈话整理出来，成了毛主席留下的一份宝贵财产。

    芦荻记录的毛主席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鲁迅《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十回、百二十回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人民日报》1995年8月 日头版）

32．学英语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散步时，首次路遇美国记者斯诺，因彼此互不认识，几乎擦肩而过，直到翻译赶来。而周恩来见到斯诺后，却用流利的英语交谈起来。也许从此以后，毛主席想学英语的念头更强了。实际上，他在延安确实自学过英语。

    1954年，年过花甲的毛主席再次提出要自学英语。他说：“我要订个五年计划，再学5年英文……我们国家文化太低，在15至20年内，每人都要学习一种外国语言，英、法、俄、德、日，这些主要的文字都得学。”（《8》183页）

    之后，新华社的英文编辑林克同志奉命来到毛主席身边，承担了“英语教师”的责任；外交部的翻译专家冀朝铸也常相助。

    1963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大寿，邀请湖南同乡程潜、叶公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来家做客。毛主席事先说明：抱歉不请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于是，章士钊带了女儿章含之赴宴。宴毕，毛主席与客人在客厅谈笑风生。他笑着问：“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我跟你学英语。”

    毛主席这一声“章老师”，把章含之闹了个大红脸。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寻思了好一阵，才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这时，章士钊在一旁赶紧打圆场：“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那就一言为定喽！”

    1964年元旦过后，毛主席吩咐林克打电话给北京外国语学院，问章含之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开始。

    章含之接到林克的电话以后，一整天心跳不止，回家急忙告诉父亲。章老先生说：“大可不必这么紧张。我同主席是世交。过去我称主席‘润之’，现在（他）当了主席了，见面称‘主席’，但主席仍尊我为长，称我为‘行老’。”（【8】186页）

    从当年元旦后第一个星期日起，章含之开始教毛主席学英语，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教材是毛主席自选的，就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

    几次接触之后，章含之发现毛主席确实很和蔼，也很风趣、幽默，自己原先的紧张真是“大可不必”。

    有一天，谈到章含之和她父亲的关系，她说：“在政治上，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8】187页）

    毛主席问：“划清什么界限啊？”（同上）

    章含之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同上）

    毛主席笑了：“就为这个？你知不知道行老的历史？他对共产党有帮助。”接着，他介绍了章士钊的“革命的一面”，说明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并指示：“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同上）

    又一天，谈到学校的英语教材问题。毛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章含之说：“我认为还是应以文学题材为主。”

    毛主席说：“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呦！”“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

    章含之说：“不，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

    出乎意外的是，毛主席在这里戏称章含之为“文学派”，后来竟导致她在“文革”期间“挨了不少批斗”（章语）。（【8】189页）

    至于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成为“乔夫人”，那更是“后话”了。

33．“毛粒子”学说

    1978年，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关于“夸克的出现将宣告物理学的结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为纪念已故毛泽东主席，建议把最早提出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MAOH”。这在科技领域是第一次用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命名，说明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少有的高级学者。

    其实，中国众多科学家早已关注有关情况，早已清楚毛主席对科学的贡献。例如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抗大”讲《实践论 》时，他就讲过：“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作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重大决策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新兴尖端科学的研究情况。1955年1月，他主持的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当时对钱三强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穷可分的，原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他还曾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8】313页）

    1957年1月在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同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都讲到了“对立统一论”和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可分的预言。（【8】313页）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写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同年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接见他时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坂田回国后，多次写文章介绍毛主席的科学观点。（【8】120页）

    1964年2月6日中午，毛主席召见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就天文、地质等尖端科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

    1964年8月23日，毛主席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时，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8】313页）他还说：“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8】314页）

    据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忆，他1973年夏天在北京拜见毛主席时，惊奇地发现毛主席“显然是一直密切关注着当代高能物理学的某些发展情况，特别是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8】310页）

    后来，在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和夏威夷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上（1977年），中外科学家进一步讨论了毛主席的科学观点，并就格拉肖的建议基本达成一致。

34.伟人养生“秘密武器”

    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发现他老人家天天不停地工作、开会、会客和读书，忍不住对他说：这样“方法可不够科学。”

    “我怎么不科学？你倒说说看。”主席笑着问。

    “您写的《矛盾论》里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大脑兴奋与抑制是两个对立而统一的东西……您总是劳动兴奋……这不是违背辩证法吗？”“您应该用体力劳动代替脑力劳动……”吴旭君笑着说。

    主席回答：“我看你的辩证法也很有限，你认为只有脑力劳动改体力劳动才是休息，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还有个秘密武器，你不知道。”
吴旭君问：“什么秘密武器？”

    主席解释说：：“一种脑力劳动换另一种脑力劳动也是休息。”“我看文件累了换换报纸，看政治累了看看文艺小说，看诗歌累了看看自然科学，看文学累了看看小人书或听听京剧唱片，再不然和你吹一吹，怎么样？”

    吴旭君，虽然口说：“总这么变换也够累的”，但她心里完全明白不可能改变主席的观点和习惯，便不再争辩。

    毛主席平时常常号召大家学习曹操“不信天命不信神”的精神，认为他的《龟虽寿》是一首好诗，说“‘老骥伏枥’那四句讲得多好呀！要老当益壮嘛！”（【8】281—286页）

    最后，“文革”期间，一条毛主席语录到处传抄：“我的原则是：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35.听昆曲《满江红》

    1975年8月，毛主席的白内障手术成功完成，当时现场播放的是昆曲著名演员唱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伟人品味着岳飞的名言，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井冈山、长征路、延安窑洞等等，何等壮烈辉煌！但他此时所思所想，不是别的，几乎都是家乡的往事。因为枕边就放着一封家乡来信，邀请他再次回乡看看。他知道，在那千里之外的湖南故乡，无数人都在期望再次迎候他老人家。

    主席重病的消息，早已传到杨开智的家里，他不仅是杨开慧的亲哥，也是主席的恩人。他心急如焚地赶到北京，但因种种规定，他不能近前见人，只能送一封慰问信附一张近照，请求转交。可是，主席见信不见人，更加想念家乡。

    一天，华国锋前来看望，他原是湖南省的“一把手”，后来才被提拔上来的，主席对他，有话直说：“请通知滴水洞，就说我要回来住！”华国锋自然很快照办。紧接着，湖南现任“一把手”张平化打电话通知：他近日就来视察“滴水洞”！这样一来，“滴水洞”可就欢天喜地又甚感荣幸地忙活起来：加固防空洞并且使之现代化，北京至长沙的直飞航线反复试航，主席爱吃的青菜安排专人种植，鱼虾安排专人养、捞……但是，一年后，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的噩耗，把上述一切均宣告结束。（【8】391—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