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1879—1942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但自幼不爱读“四书”“五经”之类，常受爷爷毒打。10岁请来塾师，换读八股文，他也不喜欢。最后由“老好人”大哥教读《昭明文选》。1896年考中秀才，1901年后三次留学日本，联络大批革命志士。武昌起义前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抨击儒家传统道德和旧文学、旧教育，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用白话文教学。1920年“五四”运动后，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均连任。1929年5月，他开始转向“托派”，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42年病逝于四川，终年63岁。

    对待陈独秀这样前后反差很大的人物，毛主席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一分为二，功处说功，过处说过。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号说：“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7】531页）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7】同上）

    毛主席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中说：“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7】同上）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1886.12.1—197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四川省仪陇县人，佃农出身，字玉阶。曾先后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成都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师，之后在云南陆军当副班长、司务长和连长。辛亥革命后，支援四川起义军，任昆明讲武堂教官、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1922年，留学德国，1925年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德国驱逐后进入苏联学军事。1926年回国，受党派遣参加北伐，1927年以“军长”身份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组成“朱毛红军”……。

    在红军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朱德大声说：“朱毛朱毛，朱毛在一起，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文革”期间，有人要打倒朱德，毛主席站出来说：“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祝贺朱德同志60大寿题词：“人民的光荣！”（毛体字）

    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毛主席赞扬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见《红旗》杂志1986年第23期聂荣臻文章）

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1890—1966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湖南零陵人，号称鹤鸣。

    李达出席过中共“一大”，并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之前曾主编《共产党》月刊。1923年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当大学教授。他不顾反动派的通缉、解聘、搜捕、毒打等迫害，始终坚持翻译、出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部委员和会长。1966年在武汉逝世，遗文编为《李达文集》（4卷）

    毛主席和李达不仅同是“一大”代表，而且彼此交往很深。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拜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非常欣赏，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在书上写了3500字的批注。

    毛主席对李达的下述谈话，也可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你（指李达）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了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至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样一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7】638页）

张国焘是中国革命的叛徒

    张国焘（1897—1979年），江西萍乡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地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向国民党。中共中央当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他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1941年起任国民党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后来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进行反共宣传。三大战役后，逃往台湾。1949年冬，在香港参加第三势力运动。1961年应美国肯萨斯大学约稿开始写回忆录《我的回忆》，该校每月付给他2000港元生活费。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死，卒年82岁。

    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说：“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7】732—733页）

彭德怀是横刀立马的大将军

    彭德怀（1898194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湖南省湘潭县人。

    早在1947年，毛主席给彭德怀写了一首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驱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7】782页）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对彭德怀说：“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同上）

    1965年，毛主席对彭德怀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同上)

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1897—198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广东省梅县人。

    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参加孙中山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1922年以海军陆战队营长身份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变之战，之后出任讨贼第八旅参谋长、粤军第二师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等。1927年（30岁）“4·12”通电反蒋并在白色恐怖中入党。1928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总参谋长等。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会打起来的。”

    1967年夏，毛主席对杨成武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指脑袋——编者注）。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7】756页）

    1971年，毛主席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说：“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7】756页）

李立三同志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1899—1967年），湖南醴陵人。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并污蔑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红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批评和建议，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7】815—816页）据这次全会的《讲话集》，当初对李立三同志的处理偏重（跌了筋头），党的“七大”和“八大”均选他为中央委员，长期负责工会工作。1980年中共中央在悼词中为他平反昭雪，称他为“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陈毅有侠气，爽直

    陈毅（1901—1972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四川省乐至县人。曾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1926年毕业后回四川军中从事秘密工作，次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书记，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毛主席曾说：“陈毅的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7】826页）

    早在1944年，毛主席对华中局负责同志说：“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跟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7】826—829页）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经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当场赞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罗荣桓很有原则性

    罗荣桓（1902—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曾被认为“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政治工作者”。

    他曾在山东任115师政委，“扭转抗日被动局面”；1945年率6万人进军东北后，积极贯彻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先后任“四野”第一政委和华中军区第一政委；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共“八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享年61岁。

    罗荣桓逝世当天，毛主席写了一首沉痛悼念罗荣桓同志的七言诗，其中一句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详见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同时还发表谈话说：“罗荣桓……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7】849页）

刘志丹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刘志丹（1903—1936年），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他在榆林中学就是著名学生领袖，陕北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做过小学教员，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党代表，蒋介石叛变后曾被捕，逃出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任军委会书记。1929年当选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再次被捕后被营救，参加西北反帝同盟军并任总指挥。1932年底一度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复职后经多次改编和改组，他领导的陕甘红军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1935年，陕北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随之歼敌近一个整师。

    正在这时，陕北肃反运动风起，诬陷刘志丹“一贯右倾”，给他扣上了“反革命”帽子。幸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平息了这一冤案。

    刘志丹获释出狱后，勉励一同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相信党中央，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热诚感人。

    不幸的是，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与宋任穷一道奉命东渡黄河抗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3岁。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说：“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7】862页）

丁玲一支笔似三千毛瑟精兵

    丁玲（1904—1986年），现代女作家，丁玲是笔名，湖南临灃（原安福）人，出身于没落的豪门世家，4岁丧父，深受母亲熏陶，力主男女平等，办过学校，当过校长。

    五四运动时，丁玲正在桃园读女子师范，然后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和男女同校的中学。1922年，丁玲离开湖南，先后到上海、南京和北京求学，结识共产党的名人陈独秀、李达、瞿秋白、向警予（其母好友）等。其首任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她1932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左联”工作人员。
    1933年被国民党绑架、囚禁3年多引起国内外名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古久里、巴比塞、罗曼·罗兰等纷纷提出抗议并发起营救运动。1936年获释后转至陕北保安，在陕北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田保霖》，就得到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当时作诗给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即夸赞她的作品胜比“三千毛瑟精兵”（注：“毛瑟”是指德国枪支的名称，这里是借用孙中山的一种说法。）

    194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并被译成十多种外文。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常委、作协党组书记及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尽管丁玲一生坎坷，后期又曾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和被“流放”5年多（去北大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得到平反，并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和作协重新选举她为副主席。

杨靖宇是义勇军领袖

    杨靖宇（1905—1940年），河南确山人，出生于农民家庭，5岁丧父，7岁靠叔父入读私塾，13岁考入确山县第一高小。期间常常打抱不平，主持公道。18岁考入开封纺织工业学校，逐渐接受革命思想，21岁当选确山农民协会会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9年（24岁）被调往东北工作，在抚顺一度被捕，1931年被营救出狱后转至哈尔滨领导抗日斗争。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或“义勇军”）成立后，杨靖宇任第一路军军长兼政委，他还创作了《第一路军军歌》和《西征胜利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伪优势兵力围困下，杨靖宇率领南满抗联将士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自身损失也不断增加，处境日益艰难。

    1940年2月23日，因叛徒告密，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被敌人包围。这时，他身边的战士都被安排突围了，只剩他一人，而且已经五六天没吃到粮食。敌人向他喊话，劝他投降，他用手枪还击，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7】916页）

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

    陈云（1905—1995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省青浦县人，贫农出身，两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长大。

    “五四”运动时，他高小毕业，无力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参加领导全馆大罢工，随后参加共产党，成为县委领导成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通缉。1929年至1931年，他进入江苏省和上海市领导层，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2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离开上海进入瑞金。之后参加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期间担任军委纵队政委等职，撰写了《遵义会议传达大纲》这一历史文献，曾与刘伯承一道指挥部队渡过金沙江，曾受命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并撰写宣传中国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7年回国途中，曾任中央驻新疆代表，创建了中共第一支航空队。此后至1944年，陈云一直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撰写了大量相关文件和文章，获得毛主席的高度信任。

    建国后，每逢经济遇到困难关头，毛主席总先想到陈云，请他出来调整政策，改变局面。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曾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7】923页）毛主席后来又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7】925页）

    毛主席逝世后，陈云作为中央核心人物之一，所作贡献，有目共睹。

陈永贵在深山沟里出好文章

    陈永贵（1915—1986年），著名劳动模范，大寨典型的创始人。他43岁才扫盲，49岁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在首都大会堂向一万多干部作报告，侃侃而谈，赢得阵阵掌声。

    毛主席1964年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陈永贵在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的文章。”（【7】1003页）

    毛主席指示全国：“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海，大寨的陈永贵。”（【7】1005页）毛主席对陈永贵说；“五十而知天命，（你陈永贵）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7】同上）

田家英是个年轻秀才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玉昌，四川省成都市人，家有两哥一姐，他排行老小。全家经营一个小中药店，3岁丧父后，大哥经营不善，家境日艰。他6岁入私塾，两年后进成都省立小学，12岁考入中学，善作文，成绩优秀。初中刚读一年，母亲病故，他辍学进药铺当学徒，立志自学，在蚊帐上写下誓言：“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此后，他常在报刊上写些小文章，常用笔名“田家英”。1936年，他考入成都县立中学，但因参加抗日团体而被学校开除。之后，他与同志结伴来到了延安。

    田家英到延安后，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员。此后十年间，他入了党，结了婚，马列主义水平和文字水平显著提高，不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引起人们注意。1948年8月，26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

    1956年，中共“八大”举行，毛主席的开幕词广受好评。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主席致开幕词后，来到休息室，一些代表向他赞扬开幕词简练有力，鼓舞人心，特别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句，印象深刻。毛主席当场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7】1034页）

    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委书记向毛主席表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他们那里去工作。毛主席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7】1038页）

    1966年，“文革”开始，田家英忽然被宣布“停职反省”，“明天搬出中南海”。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次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加，含冤离开了人世。他临终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时年不过44岁。

    1980年3月，田家英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评说刘少奇

    刘少奇（1898—1969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政治家、理论家，湖南宁乡人。刘家祖籍原是江西吉水县，为做官而迁到了湖南。其父母生有四男二女，刘少奇是最小的儿子，小名“九满”。

    毛主席关于刘少奇政治生涯的评价，“文革”以前几乎全是肯定，“文革”以后全是否定。

    1937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刘少奇对白区工作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在具体直接解决纠正白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问题时，基本上也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7】790—792页）

    1939年8月给《解放》周刊的信中说：“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7】792页）

    1941年10月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两段路线批判中说：“他（指刘少奇）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7】同上）

    “文革”初期，毛主席亲自写的《泡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当时各报刊）

    这张大字报显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这里既有刘邓“司令部”问题，又有《叛徒、内奸、工贼》问题以及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问题。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是很难用一纸“决议”全部加以“否定”的。

    据江青的法庭《宣言》（自我辩护词），“刘少奇的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进一步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专案组，所有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

评说邓小平

    邓小平（1904—1997年），全国党、政、军领导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被新闻界称为“总设计师”，四川广安县人，原名邓先圣。出身于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庭。

    邓小平5岁进私塾，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5年（15岁）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赴法国留学，1922年入团，1924年转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后，为保密改名邓小平。

    1929年赴广西同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任前敌书记。

    1931年到中央苏区，任瑞金县委书记等，成“毛派”人物（因含毛泽覃）。经过红军长征，任宣传队长。抗日期间任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

    1957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1961年，毛主席对蒙哥马利说：“这个人（指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中共“八大”前夕，毛主席向党内推荐：“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好呀？不是，他和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7】880—883页）

    1973年，毛主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们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7】884页）

    1972年，中共“十大”前，毛主席指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是邓小平复出的起点。1966年10月和1972年8月邓小平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永不翻案”。这是毛主席同意他复出的重要背景。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经多次批评邓小平是个“独立王国”，“不读书、不看报”（只打桥牌）。对他的“永不翻案”认为“靠不住”。经再三“帮助”无效，直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不得不动用“外科手术”，公开号召“批邓”。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国人尽知，不必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