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

    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个王，历来名声不好，被视为“万恶无道”之人。但是毛主席认为“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7】1页）

    其实，古代孟子也不同意把商纣王说得那么坏，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和翦伯赞等人也有类似评论，毛主席同意他们的见解。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王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虚张的说法。（【7】1—2页）

    1959年6月，毛主席同吴芝圃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箕子和徵子都反对他……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徵子最坏，是个汉奸。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徵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他自杀了，他不投降。”（【7】2页）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孔孟是千古大圣人，历代也有尊孔和反孔之争。

    孔子（前552——前479年），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9】第二卷533—534页）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又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7】10页）

商鞅是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

    据湖南出版社的《毛泽东早期文稿》记载，早在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就曾在作文中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据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7】25页）该作文还指出，商鞅新法为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当年批阅这篇作文的老师，给它打了100分，并批给同学们“传观”，还在眉批和总评中大家赞语。

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贞观之治”的开创者。毛主席说他“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为何？

    毛主席读《新唐书·李恪传》的批语是：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7】171页）

    李治和李恪都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恪文武双全，太宗喜欢，并注意培养。李治则比较柔弱，缺乏主见。太宗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由于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计划，改立李治为太子。李治继位后，称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李治不理朝政，致使宫中“二圣”并存。李治死后，武则天大肆清除异己、滥杀无辜，以致出现“乱唐”局面。追其根源，当在“朽物”李治；再追究，应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懵懂一时”。

武则天是个治国人才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为打击政敌，杀了不少人。应该怎么看待此事？毛主席认为：“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提拔又杀的也不少。”

    毛主席空闲时，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解历史故事。1975年，他老人家逝世前一年，虽然多病缠身，但记忆力还好。有一天，他对护士孟锦云讲起了一系列历史名人，其中包括武则天。他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

李贺是英俊天才

    李贺，唐代诗人，字长吉，自称“陕西长吉”（与李白、李商隐合称“三李”）。他虽然“自幼聪颖过人”、“七岁能解辞意”、曾受韩愈重视，但父早亡、家没落、终生未得登第，体弱多病，27岁早逝。

    流传于世的李贺诗作约210首，毛主席圈画过83首。

    1965年，毛主席致信陈毅：“李贺诗值得一读。”

    毛主席引用李贺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

    毛主席读《初唐四杰集》批语：“贾谊死时三十几，王粥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呼死得太早了。”

海瑞刚直不阿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祖籍福建（后迁海南岛琼山县），回族，4岁丧父，母教甚严，34岁中举人，39岁开始当教师，坚持尊师重教，拒不向官员下跪，备受民众称赞。44岁被提升为知县，嫉恶如仇，打击权贵，多举甚得民心。50岁升为京官，遇上腐败皇帝嘉靖，冒死上书：“天下人早就对你不满了！”（上书前买了棺材，准备了后事）嘉靖死后，海瑞获释。因得罪众权贵，被弹劾和罢官，在琼山清苦度过16个春秋。1584年（时年70岁）万历皇帝重新启用海瑞，直至他73岁逝世。终年家产只有10两银子。

    数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爱戴和传颂着直言敢谏的“海青天”。

    关于海瑞，毛主席说过：“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7】318—320页）他还说：“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主席欣赏秦始皇“厚今薄古”，主张“马克思+秦始皇”。1958年在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说《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出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7】39页）

    后来，毛主席1973年对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7】42页）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在位共37年。

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刘邦（前256——前195年），西汉王朝开国皇帝，江苏沛县人，平民出身，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开创了数百年的汉王朝基业。正如毛主席所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7】49页）

    毛主席还说：“汉高祖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7】51页）

    关于刘邦能听别人的意见，《史记》中记载了不少事例，例如：采纳“长者”郦食其的攻取陈留之计；听取张良的建议，封韩信为齐王；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去的项羽；接受齐人刘敬的建议，把建都洛阳改为建都西安；又如他当众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不如手下的子房、萧何和韩信。

项羽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

    项羽战败自杀，后人评说不一。1949年毛主席对攻占南京的解放军下达命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后来，毛主席解释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招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7】59—60页）

    项羽（前233—前202年），秦末反秦领袖之一，秦亡后自封为西楚霸王，江苏宿迁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祖父为战国末年名将。

    陈胜吴广反秦起义后，原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项羽与叔父项梁杀死当地官员反秦，培训精兵八千起家。项梁自立为首，项羽为裨将。陈胜牺牲后，其部下投靠而来，再加东阳两万义军来归，兵力一时达到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力量的主力。项梁阵亡后，项羽和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双方先联合，后争斗，最后经过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刘邦获胜，项羽战败自刎。

    当时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只有10万人马。项羽为什么会战败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项羽犯了“妇人之仁”症。因为两军在荥阳相持时，刘邦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不顾谋臣范增坚决反对，竟在“鸿门宴”上同意了这一方案，放走了刘邦，理由是“为人不忍”，避免负“不义”之名。

    1963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曾说项羽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二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三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7】63页）

    毛主席总结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既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同上）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毛主席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借鉴项羽教训的这一英明决策，自然必将载入中华史册。

陈胜、吴广有“二误”

    陈胜、吴广（？—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河南登封和太康人，皆为贫苦农民出身，同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被征入伍，又同在大泽乡（今北京市密云县）发动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虽然他们二人不久牺牲（其部下分别投奔项羽和刘邦），但这次战争影响深远。

    毛主席在总结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借鉴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注释，认为他们有“二误”：一是陈胜轻信奸人挑拨离间，错杀了自己的阶级兄弟和战友；二是任用坏人掌权，不仅不查办，反而加官晋级。

推崇贾谊求勇谏

    1958年4月，正当大跃进的年代，到处热火朝天，毛主席向秘书田家英推荐“班固的《贾谊传》值得一看”。同时他还建议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人去看看贾谊的《治安策》。（【7】74页）一个月后，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7】74页）毛主席还称赞贾谊的《治安策》是两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赞扬他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7】80页）

    在那全国各地纷纷“报高产”“放卫星”的日子里，毛主席为何接二连三地推崇贾谊呢？人们事后才知，他是在为大跃进“降温”，并且希望大家学习贾谊的直言勇谏。

司马迁受腐刑而发奋

    司马迁（前约145—86年），西汉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陕西韩城人，出身于一个历史世家，在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下，从小博览典籍史册。20岁后，从京师长安外出漫游，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采集史料。42岁开始著《史记》，7年后因替一名战败降敌的官员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施腐刑。获赦出狱后，改任皇帝身边的中书（多为宦官担任的秘书）。受此奇耻大辱后，司马迁没有消沉，而是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花费10年功夫，在53岁时完成了《史记》巨著（全书52万字，含130篇、30世家、70列传）。

    后来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957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7】）82页）

刘表虚有其表

    刘表（142—208年），东汉末军阀，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在曹操与袁绍对峙下一度保持“中立”。据《汉书·刘表传》记载，他“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可见其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又有“大将军”之衔，领军割据一方，更加威风凛凛了。然而，毛主席根据他的才华和作为，拿他与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赫赫战绩相比，却作出了“虚有其表”的结论。

郭嘉足智多谋

    1959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时期的郭嘉。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了曹操那里。”（【7】117—123页）

    郭嘉（170—207年），东汉末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河南禹县人。曹操对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郭嘉在曹操手下，频频立功：首先，他建议平定吕布，结果吕布被捉；其次，他力促曹操攻打立足未稳的刘备，结果刘备大败；第三，当群臣对攻打刘表意见不一时，郭嘉帮曹操解除了顾虑，结果大获全胜。

    可惜郭嘉中年夭折，只活到33岁。

我们要为曹操翻案

    曹操（155—200年），汉魏之际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

    毛主席评论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7】101—104页）

    毛主席曾对儿子岸青和儿媳邵华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他老人家对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名作都多次圈画，并能背诵。

    然而，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一直把曹操写成“旷世奸雄”，在舞台上把他演成白脸奸臣。毛主席根据大量史料，分析判断，同意鲁迅的“非常佩服”观点，认为曹操很了不起。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

    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他曾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草庐，拟定了隆中战略。次年，曹操南伐，诸葛亮与江东周瑜、鲁肃合谋促成孙权、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大捷，之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实现魏、蜀、吴三足鼎立格局。随后夺益州，守成都，任丞相，刘备临终托孤于他。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期间，法令严明，社会稳定，特别是“七擒孟获”和老黄忠大胜夏侯渊等故事流传久远，甚得好评。

    毛主席多次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7】134页）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孙权（182—252年），三国时期吴国开国君主、政治家，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

    1975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说：“（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7】135页）

    孙权初随其兄孙策征讨江东。孙策死（200年）后，孙权得到张昭、周瑜、程普以及鲁肃和诸葛瑾（诸葛亮之兄）的辅助。他依靠这些人才，又联合刘备，大破曹操于赤壁，之后又多次击退曹军进攻。曹丕代汉建魏后，孙权表面臣服，接受封号，称吴王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先后统治江东50多年，所辖区域相当于现今的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的大片地区。

    孙权为维护吴国大业，不惜忍辱从魏，又联蜀抗魏。为争夺荆州，吴蜀失和后，他坚持与蜀联盟，牵制曹魏。对江南的豪族势力，他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政策。

    孙权知人善任的故事，代代相传，以致曹操和辛弃疾都写诗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毛主席说的“当今惜无孙仲谋”，话虽简单，含意丰富，耐人寻味。

吕蒙由行伍出身当统帅

    吕蒙（178—219年），东汉末孙权的重要将领，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

    1958年，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罗瑞卿等人，在列车上讲起了古代安徽人吕蒙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没有文化，后来听从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毛主席讲吕蒙的故事，意在鼓励我军没文化的“老粗”积极读书学习。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回京后，传达主席的意见，请人把《吕蒙传》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干部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

    朱元璋（1328—139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

    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在1948年曾获得毛主席批注“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后来又当面对吴晗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7】308页）根据毛主席等人的意见修改后，《朱元璋传》于1965年正式出版。毛主席还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7】310页）

    早在1953年，毛主席一行曾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视察工作，路过朱洪武（即朱元璋）墓堂，近旁立着丑化朱洪武的猪脸全身像。同行的陈毅同志说：“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画成这个样子……朱洪武死后，据说南京的四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哪个棺木装的是真朱洪武，他怕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也！！”听罢陈老总讲的故事，毛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这些都是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7】310页）

    注：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自幼得到良好家庭教育，曾是颇受胡适赏识的清华大学高材生，1937年加入民盟，1946年任民盟北京主委，1949年后两任北京副市长，1957年加入中共；“文革”中被姚文元批为“毒草”，并被捕入狱致死（1969），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平反。

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毛主席读《宋史》卷四的批语：“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7】上卷277页）事实是：宋军平定北汉之后，马不停蹄与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虽有几次小胜，但幽州久攻不下。部队长期作战，过于疲劳，宋太宗高高在上，不爱护将士，又指挥不当，结果大败。毛主席批注道：“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谭嗣同魄力雄大，非今日俗学可比

    谭嗣同（1865—1898年），中国近代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家，湖南浏阳人。

    其短促的一生，留下了10多部著作，写成于1896年的《仁学》一书是他的代表作。

    湖南出版社的《毛泽东早期文稿》载有青年毛泽东写于1917年的文章中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7】413—414页）

李自成是陕北人的光荣

    1944年，毛主席致信李鼎铭先生：“······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7】336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

    “当时陕省大饥，李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满清兵所败······后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行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7】338页）

    毛主席十分重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1949年从西柏坡进北京之前，多次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同上）

“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

    “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但是，他对敌人的话太轻信了，这使他吃了大亏······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这是可悲的事。”（【14】428页）

    在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惨遭杀害70年之后，当长征途中的中国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谈古论今之时，毛主席发表了这番感慨。据说当时先请当地长者讲述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惨痛情景：石达开被押解到成都四川总督面前，第一句话就是：“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总督假装“批准”，事后竟把两千多士兵全都杀害，一个不留：而对石达开则施以野蛮的“凌迟”。

    毛主席的一声“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既是对石达开的盖棺论定，也是对太平天国所有革命“闯将”的敬仰和怀念。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湖南湘乡人。1926年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毛主席曾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的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1969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1852年，太平天国大军由广西进湖南，横扫湘江流域各县。曾国藩奉旨赴长沙协助办理团练。他上任后上奏，团练不堪使用，主张仿照戚继光的办法建新军。1854年，湘军练成水陆师1万7千人。湘军初战连败。曾国藩痛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务。1855年，进攻江西九江、湖口，又被太平军重创。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既拥有兵权，又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和李鸿章等，对太平天国实施战略包围。1864年，攻破天京（南京），被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还创先制造“洋枪洋炮”和兴办洋务。

    在古文和诗词方面，曾国藩作品颇丰，甚至被某些人奉为“哲圣”。关于他的功过是非，至今仍有尖锐的争论。

章太炎不愧为革命政论家

    章太炎（1869—1936年），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家、学者，浙江省余杭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一生经历曲折复杂，著作甚丰。

    毛主席1958年曾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7】454—455页）

梁启超曾是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1873—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广东新会人，12岁考秀才，17岁中举人，23岁结识康有为，从此走上改良维新之路。

    毛主席批注原文：“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7】479页）

    毛主席后来又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7】同上）

邵飘萍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

    邵飘萍（1884—1926年），著名新闻记者、主笔、文化战士，浙江金华人。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28岁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其间三次被捕入狱，30岁赴日留学，组建东京通讯社，两年后回国，先后在一些报刊担任主笔，继之应聘为《申报》常驻北京记者、创办新闻编译社、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同时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京报》被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两年后回国，复刊《京报》，并扩办《京报副刊》12种，其中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和支持冯玉祥的《西北周刊》。1925年，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26日，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罪名是“宣传赤化”，牺牲时不过42岁。

    1936年在延安，毛主席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当年情况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7】576—578页）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

    邹容（1885—1905年），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四川巴县（今重庆）人。这个年轻人写了一本小册子《革命军》，印刷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之首。

    1958年，毛主席同田家英、吴冷西谈话时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当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牺牲时才20岁）（【7】586页）

蔡廷锴是著名爱国将领

    蔡廷锴（1892—1968），著名爱国将领，广东罗定人，18岁入伍当兵，在广东陆军讲武堂受训结业后，逐级升官。1927年随叶挺、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师长。脱离革命后，率部转入福建，接受蒋介石改编，起初仍任师长，后升任第十九路军军长，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坚决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忍辱求全”指令，英勇抗日33天，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初步协定。从此以后，他一直坚持抗日反蒋立场，1946年曾与李济深等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同年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接着来京参加全国政协首届会议。建国后，蔡廷锴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代会第一、二、三届常委，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

    早在1935年，毛主席在陕北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曾说：“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从…….他们吧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7】669—672页）结论是：蔡廷锴是公认的著名爱国将领。

要解放历史学家翦伯赞

    翦伯赞（1898——1968年）著名历史学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曾经留学美国，1937年入党，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等。从50年代初起，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个专题，约2000多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两个专题，兼任全国高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等。

    毛主席和翦伯赞是老熟人。早在1945年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们就见过面。建国后，毛主席多次接见过翦伯赞。有一次，毛主席问：“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主席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翦伯赞回到北大，认真传达和贯彻了领袖的指示。

    “文革”期间，1968年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话说：“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并明确指示：“要解放历史学家翦伯赞，解决他的生活困难，安排他的工作。”（【7】778页）

    很可惜，毛主席的指示尚未传达贯彻，翦伯赞和夫人同时含冤弃世。        

诗友——柳亚子

    柳亚子（1857—1958年），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江苏吴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先锋报》主笔等。鲁迅、郭沫若和何香凝都曾高度评价柳亚子的政治立场和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当选全国人大常委。

    柳亚子与毛主席的交情长达几十年，早在孙中山时代就相互支持，在诗作方面开始唱和。1945年，柳亚子是赞扬《沁园春·雪》的第一人，毛主席则致信“柳兄”：“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1949年，在刚解放的北京，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不忘邀请柳公从香港北上，进京参加政协盛会，而柳兄进京次日就诵诗三首呈主席，庆贺“三十三年三握手”……

    正当柳老心生“退缨”之意，领袖一首七律诗挽留了诤友。“柳兄”以两首七律报答称“是”。毛主席设宴颐和园，当面告知：“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

赞康熙

    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来到休息室，与老舍先生碰在一起。老舍担心自己会妨碍他们，正想离开，毛主席急忙把他拉住说：“一起坐一坐，谈谈你们满族人！”

    毛主席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了伟大贡献。清朝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尤其是康熙皇帝。”接下来，他历数了康熙的三大功德：一是打下了今天我们拥有的这块土地，二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奖惩严明的用人制度，并且分别举例加以证明。毛主席特别夸奖康熙的勤奋好学精神，说他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而且学会了好几种民族语言，精通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还喜欢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农艺学等。

    毛主席这番议论，加上周总理等人的插话，使老舍先生大为惊讶。他过去虽然也知康熙的一些功德，但不系统也不具体，更未听过这么高的评价。他向家人详细传达领袖的谈话以后，便开始新的创作，其中包括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在红旗下》和未能完成的《康熙大帝》等。（【8】266—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