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脾气暴躁”

    毛顺生（1870—1920年），名贻昌，顺生是字。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父。务农，兼做贩运谷米、生猪生意。15岁与文七妹完婚，16岁外出当兵，17岁退伍后回乡务农当家。一生勤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还请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家业日益发达。后来，他主要做生意，20多亩农田雇一长工负责，间雇短工，并要妻子和孩子参加田间劳动（毛主席1936年对斯诺说，相当于“富农”水平）。

    最后，毛顺生因急性伤寒逝世，终年50岁。

    毛主席后来回忆道：“他（指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7】462页）
毛主席对父亲的评价有褒有贬、客观公正，并不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那一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母亲——“仁慈妇女”

    文七妹（1867—1919年），毛泽东之母，在文家排行第七，故称“七妹”。她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没读过书，连名字也没有（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把她音译成“文其美”），娘家姓文，在湘乡四部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与韶山冲隔一座山，相距十多华里。她刚到毛家时才13岁，正式结婚是18岁。她为毛家生的头两胎都在摇篮中夭折，第三胎出生后，为避免不幸，特拜当地龙潭的巨石为干娘，故取乳名为“石三伢子”，并把他寄养在姥姥家，上学以后才正名为毛泽东，其弟弟名为毛泽民和毛泽覃。（最后两胎女儿也早殇）

    毛主席对母亲的感情比较深厚。他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多次发生争吵。我母亲有好的方面，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她勤劳节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得做。”（【7】437—440页）

夫人——“骄杨”

    杨开慧（1901—1930年），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革命烈士，毛泽东之妻，杨昌济之女，湖南长沙市人。她7岁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小学（现名开慧小学），然后按照爸爸来信要求，和妈妈一道同校同学，被传为佳话。1913年，她随回国的父亲迁居长沙，结识了前来听爸爸讲课的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并常旁听讲课和参加讨论，还常一起锻炼身体。1918年，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家来到了北京。这时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也来到北京，并且多事有求于杨老师，两位年轻人又常来常往，渐渐产生了爱情。后来，杨开慧嫁给了毛泽东，也生了三个儿子，可恨国民党的湖南军阀何健杀害了她……她牺牲时才29岁。

    杨开慧在狱中，每当亲友去探视，她总是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20多年后，革命终于成功了！1957年，毛主席写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称爱妻为“骄杨”，而非“娇杨”，正如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读后所发感慨：“这是何等的气概！”这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感情最丰富的爱情诗篇。”（【5】173页）

烈士儿子——“普通战士”

    毛岸英（1922—1950年），优秀共产党员，国际主义烈士，毛主席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在湖南长沙，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毛岸英经历的苦难，不仅是陪母亲杨开慧坐牢那些苦、那些难，也不仅是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沿街乞讨的苦难，更不仅是在苏联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厮杀征战，还有回国后为做“毛泽东的儿子”所遭受的压力和委屈，还有新婚之后对病中的妻子不辞而别的心理折磨……

    毛岸英在苏联期间，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参加了共青团，当过团支部书记；在军校快速毕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曾在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作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解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又来到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

    1941年1月，毛主席给岸英、岸青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 ；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7】1044页）

    1951年（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对彭德怀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