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内对外宣传，越来越多的英美记者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实地考察和新闻采访。这一群体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以“他者”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革命目标、精神面貌、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报道，从不同角度具体生动地记录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并把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当时外国在华记者的主要群体，英美在华记者为国际社会走近中国革命、观察中国革命、读懂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视角，他们的报道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

　　 由于国民党长期实施新闻封锁，并大肆宣传“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安徽省档案馆编：《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中共安徽省委印刷厂1985年版，第21页），因此英美在华记者首先关注的就是中共是否真正坚持抗战。1944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派出一个经过挑选的有中外记者共同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又译作冈瑟·斯坦因）名列其中，从而有机会实地深入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开展详细的采访考察。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走访，冈瑟·斯坦亲身体验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激情，发现这与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恶意诽谤完全不同。次年离开延安归国后，冈瑟·斯坦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书中用大量具体翔实的数据和事例，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冈瑟·斯坦指出，“从1937年战争开始到1945年3月，中共总共打仗115120次，主要是小规模的，有许多规模较大的防御战，发生在日军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647次主要‘扫荡’中”（［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八路军指战员死112245人，伤211381人；在华中，新四军指战员死47993人，伤73886人”（《红色中国的挑战》，第320页）。美国记者福尔曼目睹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将士们的英勇战斗，震撼人心的场面令他热血沸腾，直言“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有力回击了国民政府污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游而不击”的谎言。

　　“为了当前的斗争组织了，训练了，武装了起来”

　　 抗日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抗战的力量源泉，只有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形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铜墙铁壁。为了尽可能多地团结凝聚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据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观察，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动员范围广、程度深，“青年和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为了当前的斗争组织了，训练了，武装了起来”（［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这种深入基层、覆盖各界的全民动员，有效唤起了民众的抗战意志与家国情怀，使他们在物资匮乏的困境中仍能保持昂扬斗志，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汇聚起民族救亡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采取了丰富多样的群众动员策略，通过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例如，各地成立的民众抗日救国会成为联结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重要纽带，而形式生动的宣传标语则被广泛运用于村庄民居墙面、公共建筑等醒目位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实地观察到，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村落墙壁和寺庙外墙刷写了大量“人民要和军队联合起来打日本”“武装起来，战斗到日本人全部滚出中国去”（［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四），陈文炳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等富有号召力的标语。这些简洁有力的文字宣传与系统的组织工作相辅相成，从政策落实和思想教育两个维度构建起全民抗战的动员体系。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创新宣传形式，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演出、街头宣讲等生动方式，深入浅出地传播抗日救国的革命真理，以至于冈瑟·斯坦发出“它创造了一种气氛，有助于为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其他一切教育活动所作的努力，使群众向进步的正确方向转变”（《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12页）的感叹。当时深入战区的英美记者通过实地观察，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中共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出成就。这些报道不仅展现了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的生动图景，更向国际社会客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救亡中的关键作用。

　　“这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

　　 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虽然简陋，却能屡屡击退日军的凶猛攻势。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一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频频胜出，这引起了当时英美在华记者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处中，总结出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页）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民主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坚实保障，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具体落地的实践。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尼姆·威尔斯记录了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情况：“7月15日开始选举村代表。8月份选举结束，接着由村代表选举区代表，当选的区代表再选举县代表。”（［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除了肯定“县长和村长都是由人民选举的”外，还进一步指出领导干部的“薪水并不高过工人的工资”（［英］弗雷达·阿特丽：《扬子前线》，石梅林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这一套严谨有序的选举流程，确保了各级代表能够广泛地代表民众的意愿，充分体现了根据地选举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波兰裔记者爱泼斯坦高度评价了这一基层民选方式，认为“这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美］鲁登等：《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齐文编译，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版，第10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施政举措，是其政治智慧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已经广泛实行了民主”（《美国旧金山广播延安近况》，《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从而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英］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斐然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并不为国际社会所熟知，加上国民政府的有意抹黑，常被冠以“无知农民”“文匪”等蔑称，从政治属性上被污名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伴随着英美记者的不断赴华，他们得以与中共领导人直接接触和交流，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坚守信仰、敢于担当、受人爱戴的政治力量。由于这些人士赴延安之前大多驻留过重庆，对国民党有透彻的认识，所以经常会将二者加以对比，甚至对国共两党较量的结局作出大胆预测。1944年，冈瑟·斯坦到延安后指出：“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坚持的战斗热情。”（《红色中国的挑战》，第8页）他还预言：“中国人民已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制度看作他们自己的制度。必要时，他们将为保卫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战。”（《红色中国的挑战》，第340页）1944年10月，白修德跟随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作为唯一的美国记者在那里逗留三周，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彭真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国共两党领导人所呈现的不同政党形象，使白修德坦言：“至今为止，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中国的惊雷》，第356页）。在英美在华记者眼中，中共领导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过着简单、洁净和正常的生活”（《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35页），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甚至出现了“财富对他们可能是无用的”（［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等评价。

　　 总而言之，全民族抗战时期英美在华记者的第一手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红色中国，极大地改变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在对比国共两党后，这些观察者们敏锐指出，延安模式代表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的未来，而历史的发展也完全印证了这些富有洞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