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模精神谱写中国故事的时代华章——访全国劳动模范、作家何建明

    记  者：何建明老师您好！2005年，您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家，到今年已有20年了。2009年，您还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时代领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提名奖。今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又有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此刻，您的心情和感受是怎样的？

    何建明：谢谢你的提问。此刻我不禁回想起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2005年，我作为中直工委推荐、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在“五一”之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因为以前我是属于给劳模写作品的人，当我自己接受这份国家荣誉时，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记得那天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时，所有劳模都是从入场口正中的红地毯上往里走，而我却习惯性地像以往作为参加现场报道的新闻记者一样，从靠边的另一条通道向里走去。要不是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提醒，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何建明在汶川大地震后前往震区采访

    第二个细节是，2009年6月，《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评选活动的120位候选人名单及其简要事迹，请广大读者投票推选出60位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我也是候选人之一，并且和其他候选人一样都有一段100多字的简介。我的简介是这样写的：“他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在30年的创作中，何建明同志共创作了40部报告文学，是当代报告文学领域创作最勤奋、作品数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不仅经常承担国家重大题材的创作任务，而且多次在国家出现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可以说，这比当选全国劳模给我带来的内心震动更大。因为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和王进喜、王崇伦、张秉贵、时传祥、邓稼先、袁隆平、包起帆、钟南山等劳模们列在同一名单之中。说实话，那一刻，加之此前被授予的全国劳模称号，我感觉这是我人生中莫大的荣誉！同时我感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作家才能获得如此殊荣。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国家对那些讴歌伟大祖国和时代的当代作家的肯定。虽然在那次评选中我最终只获得了提名奖，然而它足够让我无比自豪。

    记  者：20年来，您始终以高强度的创作节奏笔耕不辍，共推出了50部不同题材的作品，体裁以报告文学为主，兼及散文、儿童文学、学术著作等，在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您的作品曾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人民文学》奖等。您认为，“劳模作家”这一身份意味着什么？劳模精神与作家的使命担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连接？

    何建明：以上两项关于劳模的荣誉，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影响。这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你必须得用劳模精神和更大的干劲去创作、去讴歌时代、去讲好中国故事！不管再累、再苦，别人再怎么说三道四，你没有理由去放松自己该干的事、该写的作品，因为你是一个“劳模作家”，干好是应该的，干不好才是不应该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是倒在键盘或写作的桌子上，那么我的人生也算是完美了。”这绝对是真心话。如今20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劳模作家”是一种荣誉，但更多的是一种鞭策、责任和使命。一个“劳模作家”应有的素质、能力和成就，必须不断努力加以丰富或补充才能实现。对“劳模作家”来说，这份责任和使命是终身的。“劳模作家”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激励、一种继续攀登高峰的方向。与通常所说的作家的责任与使命相比，我觉得这个称号是更高层面的，是自觉自愿、毫无条件的，也要求作家必须更具先进性和崇高性。

    记  者：从乡村振兴到工业腾飞，从经济发展到科技创新，从抢险救援到应急处突，从红色革命历史到国际外交风云，从生态文明建设到民族团结画卷……您的创作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用心用情记录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个闪光足迹。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在构建国家记忆、弘扬主流价值观中的独特作用？又是如何在作品中实现思想性、纪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的？

何建明在贵州采访被誉为“当代愚公”的山村老书记黄大发

    何建明：中国的发展，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中，用日新月异、波澜壮阔等词形容都不为过。如果单从报告文学而言，就要求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更有魅力的艺术语言来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我们现在常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特性决定了用它“讲好中国故事”是最直接、最生动的，这种独特性非常明显。我笔下曾书写过黄大发等数位感动中国人物或全国性重大典型人物，而且有10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被翻译到世界各地，这就是文学或者说报告文学的特殊功能所在。直到今天，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谁也无法否定它已取得的被社会公认的巨大影响力。

    思想性、纪实性和文学艺术性，这些都是报告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缺了哪一点，都不能称之为是优秀的作品。如何做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我自己几十年来有这样的体会：创作者首先要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判断力，其次是精神世界和文德的崇高性，再者是较强的创作能力。这些决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广度、宽度及深刻度。尤其是报告文学，它与社会和时代紧密相连，不可能脱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格局。我们的广大读者是谁？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亲人和孩子。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为人民、为时代而写作。

    记  者：“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为了写好每一部作品，您多年来始终坚持奔走在一线，深入采访，扎实调研，不少作品都诞生于重大事件现场甚至是危急关头。这种不竭的创作动力源自哪里？您在创作中曾经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困难？这些作品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令您难忘的细节？

何建明在新疆采访老护边员

    何建明：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数字：这一年半时间里，仅新疆我就去了5次，大约走了两个月，汽车和飞机的行程约15000公里，其间主要是采访；在南方的上海和昆山等地，我采访了500多人、200多个单位；如果再往前算，获得全国劳模的这20年来，我采访的人数约有六七千人次。有时我自己都会吓一跳，因为这相当于平均每年要采访三四百人。实际上，这可能也是很多作家不愿写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创作动力很简单：当你一接触生活，一接触那些好故事和让你放不下的好人，或者一接触那些令人感到愤怒的人和事时，你就得去写呀！不写你会觉得对不起作家的身份，更不用说劳模的称号了。我最近在新疆走了一趟，基本把南疆各州县都走了一遍。同行的两个小伙子，最后都被我“拖”得有些吃不消了。有时我自己都在想，为什么我还能这么跑？或许是因为，当一看到新疆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好故事，如果不去把它们写出来，这将会是多么可惜！现在有的作家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先进的科技和经济领域。我相信，当先进的事物和鲜活的生活在你的眼前呈现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我就是被这样的时代和动力推着往前走的，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在拼着，因为感到值得。

    创作的过程中，困难随时发生。以前在工作岗位上，没有多少创作时间，近几年这已经不成问题了。另一个更大的困难是现场采访，不可预知的东西随时发生，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最辛苦的一面。简单地说，2020年至今，我在上海、新疆等地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有三次遇险，严重时直接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其次是创作重大题材的压力大，每天除了写作就是采访，没有多少时间去干轻松的事。我现在已经极少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了，也基本不去采风，而是去“喝风”——让风来洗礼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作家在写作态度、内容和表达形式等方面或许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来解决？用笨办法可能仍然是根本，即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去时代和生活中寻找那些可贵的东西，采撷网络和手机上不可能有的创作素材。

    关于“故事背后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常常会遇到一些科学家，原来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毕竟作家不太懂科技知识，科学家可能也没有更多时间看文学作品。但后来就是因为一次采访交流的契机、一部作品的原因，一位科学家竟然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他也开始喜欢上文学了。更有意思的是，他竟然把形象思维也运用到他的科学实验之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其科技成果的研发。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由此可见，各种想象不到的事，或许就会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并以另一种方式激励我们作家继续写好作品。

    记  者：您在作品中刻画了一大批劳动者的鲜活形象，既有革命先烈、两弹元勋、扶贫楷模等英雄模范，也有海归人才、信访干部、医务人员等各行各业的平凡奋斗者。您认为这些人物身上有哪些值得书写的闪光点？您在创作中如何把握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

何建明在采访脱贫攻坚中脱贫的老大娘

    何建明：时代的先进人物或英模是这个社会的引领性人群，他们的精神和行动，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人像他们一样去努力工作、建设国家。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工作，不计得失，在岗位上勤勉努力，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尽最大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我认为，正是这样的闪光点，让他们成为国家栋梁、时代楷模。就社会整体而言，或许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把这些先进的人和事写好了，就一定能让更多人更好地学习这些好人好事，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我们常说，滴水见太阳。文学创作的道理和意义就在于此。不管是宏大叙事，还是一个小而精的故事，目的都是一样：教化人们向真善美靠近，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幸福而充实的人。

    记  者：您的很多作品曾被改编为热播影视剧，可谓文学发挥母本作用、实现跨界破圈的生动实践。在当今媒介环境发生巨大变化、AI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又该如何更好地实现跨媒介传播？

    何建明：我已经意识到AI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传统的文字写作者绝对不要认为自己在AI面前多么强大。因为即使我们可以用各种话语来轻描淡写地说AI写作“如何不行”“如何缺少情感”等，但要知道，任何一个诗人或散文家都是无法在十几秒内写出一篇基本还像样的诗作或者散文作品的，可AI做得到。有人说，作家的最后堡垒是我们有感悟，AI做不到这一点。错了，AI只是做不到成熟作家的那部分“感悟世界”和独特的写作技巧，而多数或者说一般水平写作者的所有感悟与感情体会，AI照样有。因为AI靠的是算力，这是一种无数人的情感内容综合在一起的算力，它生成的语言已经可以做到充满情感，只是或许还不像有的作家那样有更细腻和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认为，AI的到来对作家而言将是巨大的冲击，不认识到这一点，未免太自我乐观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更何况是AI等更高水平智能科技的出现。它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机遇，是让我们学习掌握知识和信息变得更快捷与方便了，但它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夯实更强大的创作能力和更多的生活积累，再只靠一点小聪明，早晚会被智能时代所淘汰。

    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们的一些作品常常在文学圈里获得各种奖项，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在社会和读者中，根本就没多少人知道。相反，许多现在很“火”的作家，不是作品原著出版后“火”起来的，而是改编的影视作品把他推“火”的。总体而言，跨媒介传播对文学作品扩大影响力十分重要，势在必行。

    记  者：您有16部作品被翻译成31个外文版，是首位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在您看来，报告文学在生动立体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是否发挥着重要作用？

    何建明：十多年前我就曾提出一个创作标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要被翻译到国外。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硬标准，或者说是方向性的标准。因为作品只有走出去了，才可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故事产生深远影响。

    记  者：长期以来，您一直注重报告文学青年作家队伍建设，身体力行培养新生力量。您对青年作家的成长有何希望与期待？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创作应怎样更好地“圈粉”青年读者？

    何建明：文学的读者群正在发生变化，年轻读者需要更符合他们所需的优秀作品。青年作家自然可以承担这样的大任。这不是说老作家不能做这件事，而是培养更优秀的青年作家确实已是当务之急。在报告文学界，作家的“断代”现象相当严重，“80后”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多，而且即使“80后”现在年纪也不算小了。可以这样说，当前支撑报告文学等文体“大厦”的主要还是“50后”“60后”作家，这怎么行呢？所以我希望，各级作协要高度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现在网络作家的年轻化做得还不错，然而“传统”写作队伍的年轻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也希望，青年作家不要总想着成名、获奖，应该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深耕生活、刻苦钻研文体的艺术创作能力上，同时还要多写，这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老作家”来说，也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的变化，关注读者的年轻化，关注时代所期待的“话语”变革。这样你能“圈”到的青年粉丝才会多起来。如果“老面孔”一成不变，一辈子就吃那么几部几十年前写的旧作，年轻读者早晚不会买你的账。

    记  者：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您的最新作品《浦东新史》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该作品与您之前创作的《浦东史诗》有怎样的关系？下一步您还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

《浦东史诗》，何建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

    何建明：我的新作《浦东新史》马上要出版了。8年前我完成了《浦东史诗》，讲述的是浦东改革开放早期的创业与奋斗史，如果用形象的话说，那本书写的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如诗如画的浦东新区的崛起过程，它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具有“现代化造城”的意义。近8年时间，我基本都在浦东，亲身感受了浦东的新发展、新变化。《浦东新史》可以说是一部记录浦东近一二十年来现代化进程的作品，探寻了中国的自贸区经济、“中国芯”的诞生和成熟、现代化城市的组织建设和新型城乡关系等多方面的“密码”。所以，“新史”更具现实主义，也更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大国崛起的辉煌历程和璀璨图景，也可以通过浦东现象预知未来的中国。

    目前我正在写另一部作品，是关于新疆题材的。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新疆的发展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为有机会创作这样一部作品而感到欣慰，并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创作目标，那就是：让文学成为时代的情感播种机，将新疆的精彩与美丽注入每一个读者的心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