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档案馆卷帙浩繁的红色档案中，一卷关于才溪乡调查的泛黄档案——《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系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16开油印本），依然熠熠生辉。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党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艰难曲折的蛰伏与奋进交织阶段，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全国建立了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但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底应该怎样建，党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初步探索，涌现出了长冈乡、才溪乡等苏区建设的模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形势异常严峻：外有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扼杀中央苏区，导致苏区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群众生活和红军给养遭遇严重困难；内有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蔓延，部分同志把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错误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为打破敌人封锁、巩固苏区政权，批驳和纠正“左”倾错误论调，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乡”的上杭县才溪乡，开展了一场极具深远意义的调查研究。这也是毛泽东第三次到才溪乡调查（前两次是在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分别了解闽西地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解决如何把经济建设推向新高潮的问题），经过为期十多天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写下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后改名为《才溪乡调查》，系《才溪乡调查》的最早版本）这篇光辉著作。

　　毛泽东此次才溪乡之行，既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也没有层层陪同的阵仗，堪称“极简”。他身着粗布衣、脚穿草鞋，自带干粮，从江西瑞金出发，沿汀江而下，拒绝当地干部安排的交通工具，坚持不搞特殊化，步行翻山越岭。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素材，他不辞辛劳，刚到才溪乡便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和农家院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体验乡村生活，真实记录基层实际状况。一次上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群众在劈柴，便主动走上前去帮忙，边劈柴边聊天：“一担柴能卖多少钱？可以换多少米、盐、布？砍完柴后栽不栽回去？”其间，他还以发展的眼光劝告群众，砍柴要有计划，边砍边栽，尽可能节约烧柴。这种深入群众日常生活进行调研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简朴务实的工作理念。

　　为全面了解才溪乡情况，毛泽东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从民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寻找答案。他先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座谈会、工人代表会、贫农代表会、耕田队长会等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他都是亲力亲为，热情地招呼大家围坐，亲自沏茶递水，营造轻松氛围，鼓励大家讲真话、道实情，与大家平等交流。对于座谈的主题，他更是充分准备，事先拟定详细的调查提纲，内容涵盖才溪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可谓是事无巨细、周密详尽。在座谈中，他总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让人一听就懂、简单易答。对于某些确实难以描述的复杂情况，也总是先耐心解释一番，再细加询问，直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厘清摸透为止。

　　翻开《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文稿共分7个部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文中有大量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数据，如全乡人口数、代表选举比例、参加红军人数、劳动力问题，以及合作社、物价、公债等。这些数据并非毛泽东粗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