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历史的角度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终遭近乎全军覆没悲剧的比较性分析。

    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是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损失最惨痛的两个事件。西路军二万多人，最后只剩下四百多人到达新疆，而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皖南事变后只有一千余人突出重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都落得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给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们看到，这两个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

    ①都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结果。西路军的失败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败是因为项英没有克服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结果。

    ②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均是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而造成的失败。

    我们看到，西路军西退后，中央曾经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可是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执行。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新四军是不可能到国统区去发展根据地的。新四军地处皖南，北面是长江，东、南、西三面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重兵包围之中，不仅没有发展余地，而且非常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不仅在政治上使我们党获得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极早脱离危险，到敌后去获得发展的空间，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因而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并要求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在北移过程中要提高警惕，作好自卫的准备。我们遗憾地看到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

    ③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失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发出措词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工作的弱点，要求他们执行中央指示，改正缺点，克服困难，树立信心。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④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区域，脱离了当时对日斗争的前线。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味西退，消极对待中央的东进方针，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消极对待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一味呆在皖南，意图向南发展。

    ⑤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缺乏对时局演化和发展的清醒认识，缺乏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缺乏敏锐的判断能力，缺乏在关健时刻采取果断措施的魄力和胆略。

    西路军领导人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始终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高台陷落前是轻敌，高台陷落后是自信心动摇。面对马家军的围攻和堵截，西路军领导人缺乏东进返回河东的决心和信心，这里虽然有西退路线的影响，但是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和敌我力量对比始终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才多次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

    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新四军在皖南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包围之中，没有发展空间，随时有可能被消灭的风险认识不足，因而没有果断采取措施象中央要求的那样极早离开皖南，同时在转移过程中作好自卫反击的准备，而是犹豫迟疑，一再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寻求帮助。我们试想，中央除了作出原则性的指示外，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⑥在危急关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均采取了离队的方式，从而使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指挥遇到很大困难，难以保存下较多的有生力量。

    西路军失败之际，石窝分兵时尚有三千余人，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离开了西路军，结果西路军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敌人搞垮，最后只有左支队四百余人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了新疆。在皖南事变期间，皖南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一度私自离开部队，这样就给军部的指挥带来很大困难，[470]后来虽然他们又返回，但是突围的良机却已经失去，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下除千余人突围外，最终近乎覆没。

    ⑦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但是却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由于对时局和战局发展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他们在尚有实力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摆脱危局，最终造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⑧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不顾我党的根本利益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而是冷静、沉着地处理问题，在不损害我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手段来救援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

    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尽管中央焦急万分，但是也没有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贸然出兵河西，而是在维护我党在河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援助西路军。在皖南新四军处于危难之际，我党尽管一度想采取政治军事上大反攻，但是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采取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

    我们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和皖南事变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中期发生的两次悲剧性事件。这两次事件在不少方面具有一致性。因而通过对这两个事件的研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汲取沉痛的教训，以作为今后的鉴戒。
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又在全党得以确立，但是又为什么发生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那样悲剧性的损失呢？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在全党得以确立，但是尚未使全党从思想上理解和认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被全党真正接受，并见之于全党的实际行动。这两次失败是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在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没有认真领会并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失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发现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存在的错误，认识到这些错误如果得不到纠正就会给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留下严重的后患，因而给他们发出措词严厉的电报，对他们给予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翻然悔悟，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刚刚形成，尚不具有现实的权威，还难以将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这两支部队的领导人又深受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张国焘曾经依靠实力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主张退却路线。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挟共产国际之威，宣传一切依靠国民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甚至拉了一个班底，到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去活动，想取代延安的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判了王明的主张，王明的组阁也没有成功，但是项英由于深受王明的影响，党中央的指示在皖南新四军中仍然难以得到贯彻执行。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指示是正确的，如果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能够正确贯彻执行这些指示，本来象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没有克服错误路线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中央又难以对他们实施有效地领导，因而即使中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可是我们却看到中央的指示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最终还是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他们的失败恰恰是因为违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示的结果。

    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加强全党的纪律性，保证党中央的指示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我们看到，这两个悲剧性事件正是发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已经形成，但是自身的权威尚未在全党得以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在中央予以确立，但又尚未获得全党的共识和认同的时候。当时正处于新旧路线的交替时期，张国焘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还没有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中央的指示也就难以得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反而从大局计中央还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此中央即使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仍然无济于事，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在党的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严肃党的纪律，是保证党中央的路线能够贯彻执行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成熟的重要标志表现在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和皖南事变前，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能够作出富有远见的指示；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和皖南事变期间，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这两个事件，没有出现损害我党根本利益的意气冲动。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这些指示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也是富有远见的。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这些指示，最终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后来的失败也就从反面证明中央发出的这些指示是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和皖南事变发生后，尽管损失是惨重的，也是令人痛心的，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建议要报仇泄恨，和国民党拚命干一下，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没有意气用事，主观冲动，而是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立足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没有和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决裂，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历史已经证明中央的决策是理智的，是从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态势出发，经过冷静思考后的审慎决策，因而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中央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而尽管这两个事件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却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势头，反而通过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汲取了这两个事件的沉痛教训，进一步提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就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个独挡一面的负责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必须要以中央的正确路线为指导，给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要有依靠自我力量来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要把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此来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布置一切工作。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发展及形势的变化，对本战略区的战局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就要求负责一个战略区域的高级指挥员，不但要有准确判断形势发展变化的预见力，而且还要有在对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判断后进行果断决策的能力，还要有将这种决策付诸于实际行动的胆略和魄力。

    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的作战及其他行动也仅是进行原则性的指示，至于具体的作战和行动路线要由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来解决，对皖南新四军也是这样。不论是西路军领导人还是皖南新四军领导人，他们都没有对当时面临的危局作出准确的判断，而是存在幻想，抱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脱离险境，同时对中央作出的原则性指示置若罔闻，没有创造性地化为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行动，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这是令人痛心的。

    建立一个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持有力的领导班子，培养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落实的重要保证。

    我们看到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在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失误，一个主张向西，一个主张向南。尽管当时我党与甘、青二马没有建立统一战线，向河西进军，打通国际联系，奠定抗日后方，也倒没有什么妨碍，但是在这个区域已经证明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仍然不愿离开这个地区，则是错误的。新四军在皖南的根据地处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包围之中，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共产党摩擦再起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消灭掉，况且皖南北面是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是国统区，在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是不可能向国统区发展去建立根据地的，因而留在皖南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领导机关措施得力，指挥有方，保持清醒头脑，象西路军和皖南新西军这样的惨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并不是说不受损失，损失当然会有，有时甚至还是巨大的，但是象这样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则是会避免的。由此我们认为，即使是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得以确立以后，必须还要有一个能够贯彻这个路线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是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还表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能不能贯彻执行下去关健在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不能选配得力领导干部，是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下去的关健。因而一方面中央要培养这样的干部，另一方面也要求现职领导干部能够正确理解并自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及时贯彻执行，干部的调动是必要的。因而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富有工作经验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是革命事业长盛不衰的重要保证。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何将中央的指示与发挥地方指挥员的积极性做到有机的统一。我们看到，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关健是身负重要战略任务的指挥员没有能够贯彻落实。尽管这个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没有作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有机统一，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负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指挥员，要有全局观念，要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本战略区的发展规划，制定适合本战略区的发展计划，要理解中央是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来谋划问题的，因而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当然中央在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要顾及到局部利益。

    在西路军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对中央耿耿于怀，就是没有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当时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要比河西严峻得多，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从大局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不可能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不计后果地去援助西路军的。皖南事变后，尽管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残遭国民党军队围歼，我党向国民党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作好应付国民党对我党发动进攻的全面准备，但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主动和国民党进行破裂，从军事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

    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应该认识到，鉴于当时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他们一旦遭遇危险，从军事上来说我党尚无力通过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方式来对他们给予实质性的军事帮助。如果他们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来布置工作，就要主动得多。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也能够从容应对。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即使发生了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这两次巨大的损失，也没有阻遏住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现在有一些人，一反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的责任，将西路军失败和皖南事变的责任推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就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领导能力和路线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既然这样，那又如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呢？那岂不是说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领袖在一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居然取得了革命的辉煌胜利？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