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到最终失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责任问题。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427]这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及其失败的定性。

    那么，这个定性是否准确呢？是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利用职权强行把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挂钩，用来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呢？西路军失败到底和张国焘路线有没有关系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怎样理解中央政治局决议中说的“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呢？又是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才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对西路军面临的历史环境进行详细剖析，弄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要搞清楚张国焘路线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及其责任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上，必须要以当时的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现存的西路军档案文献，是关于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的真实记录。通过对西路军文献档案的解读与研究，才能够发现西路军形成及其失败的历史真相，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如果抛开历史的文献档案，而以一些当事人的论断为依据，就会导致剪裁历史档案资料为一些当事人的论断进行注释，在西路军研究上走入误区。没有全面详实地占有文献档案资料，而是从一些当事人提出的结论出发，为了达到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根据需要对文献档案进行剪裁，以求取得自己意想的效果。这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不道德的。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1）在西路军研究中，我们既要研究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又要研究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事件中对西路军影响的特殊因素。我们要把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与影响西路军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事件的特殊因素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的宏观视野中去发觉各个阶段具体事件中的特殊因素，又从各个阶段具体事件的特殊因素里去把握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普遍因素，揭示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2）我们要抓住影响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将影响西路军发展的各个因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就掩盖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从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西路军确实是中央命名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也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西路军不仅与中央保持着通讯联系，西路军领导人还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中央的方针，同时中央也曾向西路军发出策应河东的指示。但如果由此说西路军是中央决策西征的，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命令的，因而中央应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则是根据若干表象得出的结论，还远远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我们看到，不论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关于北上和西退的争论，还是执行宁夏战役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九军渡河，直到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在红西路军形成过程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始终是主要推动力量。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均极力主张向西退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对此表示忧虑，后来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能够完成打通国际联系和建立河西根据地任务的情况下，同时也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共产国际也表示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因而才从大局出发，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从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过程中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根据战况的发展，因势利导，顾全大局，并进行适时的退让和妥协，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的真正原因。

    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掌握着西路军的领导权，他们确实是将西路军的行动向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但是他们却对中央作出的关健性指示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不断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对他们提供援助。

    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不要向甘西深入过远，在河西无法生存的时候，可以返回河东。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西路军在河西斗争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这不仅是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同时也是与中央对西路军的这些指示背道而驰的。

    西路军在河西难以打开局面，困境日蹙的情况下，又拒绝返回河东。特别是高台陷落后那一次东返，在中央已经要求东北军对西路军渡河提供帮助，又表示派兵到靖远河边进行接应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以马家军已经拦头为由折转西退，终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过程中，有三次比较大的失利：古浪保卫战，高台保卫战，倪家营子保卫战，这三次战斗每次损失都在两三千人之上。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三次战斗的失败均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决策与指挥失误密切相关。这三次战斗导致西路军元气大伤，奠定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西路军在河西转战直至最后失败的征程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是西路军行动的指挥者，他们直接决定着西路军的行动，他们没有积极执行中央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又没有果断决定返回河东，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因而我们说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转战直至失败过程中对西路军起着主导作用。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转战直至失败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由于党中央尚未确立对西路军的绝对领导，因而对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中央指示的行动，也只能是提出批评，直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以使西路军领导人能够警醒，改正错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和转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这种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转战过程中作用的不同，直接决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不同的责任。因而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不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失败上具有不同的影响，或者将他们对西路军的影响颠倒了位置，就会使西路军研究陷入迷途。

    （3）在对西路军研究中，必须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现实斗争出发，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兵力的分布状况，立足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来研究西路军形成及其失败的原因。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可是现在的一些研究者，却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分离开来，为西路军失败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绑在一起。这样不仅有违历史真相，也难以解释清楚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会将西路军研究导向歧途。

    我们看到，如果回避东进路线，就难以理解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因何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提供援助。如果排除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难以理解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击破南敌和红九军渡河问题上的举动，也就难以解释他们因何消极对待宁夏战役，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问题，在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为什么持积极态度，而后又多次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要求，在建立根据地、河西作战、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以及返回河东方面因何屡次违背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在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离开河西，而寄望于河东红军援助。只有真正弄清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的根本区别，上述疑问才可以迎刃而解。

    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的兵力分布上看，当时红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分布在河西，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布在河东。从兵力分布态势上按照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出兵力了，按照西退路线的要求，必然要求河东向河西增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东河西红军兵力分布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东进与西退路线上的严重对立。

    通过河西与河东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进行比较，河东面临的敌情显然要比河西严峻得多，同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看到，不少西路军研究者却丢掉了这个纲领，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强烈反差，研究工作也就陷入迷途。他们随意曲解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取所需，引用电报中的只言片语，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显得有理有据。

    比如片面理解中央要西路军“固守五十天”的电报，说东进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中央不让西路军返回河东。其实中央已于一月二十四日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西路军领导人又有什么顾虑呢？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实力的角度可以向任何方向转移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有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西路军领导人都是主动放弃了这三次机会。有些研究者有意回避是西路军领导人主动放弃了这三次返回河东的机会，却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让他们返回河东，才导致了西路军的近乎全军覆没。

    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离开河西，但是自己又打不开局面，因而要求中央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而中央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着眼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现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从我党的根本利益考虑，认为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提供援助了。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申述在河西行动的困难，要求返回河东，中央又怎么会不允许呢？

    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红一方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针的转变中获得验证。中央红军东征山西，当时中央政治局随军出征，就是计划一旦在山西建立根据地，中央将在山西落脚，以便就近指挥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入晋，面临的敌情出现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停止东征，返回陕北。在《作战新计划》中以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组成的北路军，由于它的出动可能会吸引汤军回堵，妨碍绥东抗日，因而就及时改变方向，并入南路军。[428]从中央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针的及时改变来看，中央又怎么会对西路军在河西难以生存的情况下提出返回河东的要求予以反对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未发现中央阻碍西路军返回河东的文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