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失败固然有孤军深入河西地区，进行外线作战，远离后方，敌情、民情、地形、天候及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原因，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定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过程中，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他们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而后又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他们是西路军形成和向西退却的主要推动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被动地位，是在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的时候，处于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的需要，同时也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又一再表示可以完成任务，在获得苏联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后，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尽管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西退也没有掉以轻心，对苏联的援助也不无忧虑，因而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创建根据地，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如果河西无法生存，可以返回河东。

    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方面寄希望于外力援助，一方面又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是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他们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及战局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扭转战局，返回河东。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作出的这些重要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西路军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这从根源上是缺乏对东进路线和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深刻认识，显示出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重要影响。

    既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那么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也是复杂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要从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去寻找。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张国焘无疑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首要责任。这种首要责任首先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时期，张国焘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主要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张国焘对此负有间接责任。

    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这种主要责任表现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时期，西路军领导人应负重要责任。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的失败，西路军领导人应负具体责任和主要责任。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这种重要责任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望于苏联援助就尤其显得突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也鉴于西退是西路军领导人执意要求的，他们也没有从根本上执行中央对西路军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央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乐观估计及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同意西退的，但是西路军向西退却毕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而中央也曾一度表现乐观，没有严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应为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我们首先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然后再来考证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

    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45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写的，当时西路军尚未失败，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对这篇著作中关于西路军的几句话，说三道四，妄加评论，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考证后认为毛泽东在写这篇著作的时候，西路军确实还未失败，这几句话是后来文稿整理印发的时候加上去的。加上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以后。

    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著作，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自然应在其中，毛泽东将它作为一个例证写进去，以作为全党的鉴戒，这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当然如果在注释中对此加以说明，就会解决与写作时间上可能使人产生的歧义。

    这里关健的问题是加上去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张国焘路线到底和西路军有没有关系？是否揭示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西路军的失败是否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这才是问题的关健。如果丢开这些问题，而就枝节问题去刨根问底式地争论不休，是不可取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确实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我们知道，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南下，一种是西退。如果说红四方面军南下折兵过半，初步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那么，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我们由此认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关于西路军注释的考证。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一九五一年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注释[19]关于西路军的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全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452]

    在第一版的注释中，主要有两点容易产生歧义：

    一是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

    我们知道，这里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指得是西路军，注释中说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二万余人渡黄河西退，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西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所属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尽管在过河方面有时首先出自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是张国焘确实是在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命令西路军过河的，也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命令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红三十军在渡河前夕报经军委并获得军委的同意，不过是后来渡河提前了，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嘛！

    我们认为，尽管红三十军在渡河前夕报经军委同意，但联系到红三十军提前渡河，随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竞相渡河，而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以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避开定远营，径直西退来看，当时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令红三十军渡河西退的意向是明显的。同时，就红三十军一个军在渡河前夕获得军委的同意，也不能改变整个西路军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竞相西渡，业已形成的向西退却的性质。因而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看到在注释中没有交待清楚红三十军过河是事先报告并经军委同意的，红九军是在违背军委击破南敌的方针，在渡河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后军委不得不同意的，红五军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命令下渡河的。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最终也是获得了中央同意的。这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条注释没有交待清楚这些前因后果之间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453]当然，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不见得是毛泽东撰写的，但是象这样比较敏感的注释肯定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过的。

    作为当时红军的最高统帅，他当然知道西路军在西渡和向西退却方面的真实情况，那么为什么在经他审定过的这个注释中却没有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是中央批准的，西路军向西退却最终也是获得中央同意的，反而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呢?难道真象有些人说得那样因为张国焘叛党了，因而就一骨脑将责任推给了张国焘，而讳言中央在这方面的责任吗？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体现了作为党和军队领袖的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深远用意，而这种隐衷又是不便于言明的。

    由于西路军就是指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注释中说张国焘组织西路军渡河西退，原则上也没有错。但是鉴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西路军领导机构也是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因而如果将这些情况一并写入注释而不加以必要的说明，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张国焘怎么能够指挥中央命名的西路军向西退却呢？中央又怎么会授予张国焘指挥向西退却的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路军的番号呢？中央既然授予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的番号，最终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又怎么是张国焘的错误呢？

    为了消除人们的疑问，就必须同时还要在注释中对西路军在渡河和西退方面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让人们了解中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命名西路军的，批准西路军领导机构的，以及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这就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知道，在西路军渡河及西退问题上，有不少行动是首先出自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而后经过张国焘批准才变为现实的。在西路军渡河和西退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保持了高度一致，这表现在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消极对待宁夏战役，积极主张向甘西退却，未经中央批准就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西路军渡河及向西退却的主要推动力量。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此作出妥协，比如在红九军西渡问题上，在海打战役问题上，授予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路军番号后，又就西退和东返征求他们的意见上，在西路军已经开始西退行动后，经反复考虑才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等等。这说明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央从大局出发还不得不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要在注释中说明这些情况，就必然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这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已经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当时在党内和军内担任着重要领导工作，将他们的这个历史责任在注释中鲜明地揭示出来，是不利于党和军队团结的。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在延安进行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要“开小差”的事件。[454]张国焘叛逃后，陈昌浩因为曾经追随张国焘及西路军失败等问题被审查后，已经变动了领导职务，徐向前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幸存下来的不少西路军的高级干部又担任着重要工作，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同时也鉴于他们已经摆脱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回到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后来又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就对西路军的注释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着重指出了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而没有涉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一部分西路军高级干部的责任。

    这样为了避免引起歧义，也就没有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其领导机构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向西退却也是最终获得中央同意的，以待以后时机成熟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在西路军注释问题上没有注明中央命名西路军，而采取简单化处理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关健是在注释中单独指出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这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是不是因为张国焘叛逃了，就把他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替罪羊”给抛了出来呢？

    我们经过前面的分析知道，在西路军西渡和西退问题上张国焘负有主要责任，既使在河西转战时期，由于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他也负有间接责任。因而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因而注释中即使单独指出张国焘的责任，也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对毛泽东在西路军注释问题上从党和军队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的一种简单化方式处理的解读还可以从以下三个事例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第一个是在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后，在毛泽东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写的一封通信的编选问题上，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455]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