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如果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就应该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以求全面反映西路军从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基本概况。这就要介绍西路军的形成，是由于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主张西退延误了时间，给红军会师后造成了作战的困难，同时还要介绍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随后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以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对红西路军形成的重要影响。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根据张国焘的授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迅速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暂时予以搁置，而后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没有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已经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为了说服中央同意他们西退，十一月十二日又给中央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在此情况下，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从新疆“确实无误”的提供援助的保证后，从大局出发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尽管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西退仍然是存在忧虑的，因而又向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非但没有落实这些指示，反而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东渡，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

    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过程中，虽然西路军与中央保持着联系，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也及时报告中央，但是我们看到中央的重要指示却始终难以得到落实，西路军的重大行动往往是在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后才报告中央批准的，中央从大局出发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或认可。张国焘和西路军领导人是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央则处于从属地位。

    因而我们认为如果不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只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经中央和军委命名的，而不加以必要的说明，就会使人误认为是中央和军委的决策错误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这样就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西路军有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转战期间歼敌二万余人，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打得是消耗战，而不是歼灭战。别的不说，就是这种战略战术也会把深入外线作战缺乏后方供给的西路军推向绝境，因为这是一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是必败无疑的。尽管由于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的限制，西路军打歼灭战确实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要对作战指挥上的失误负主要责任。因为如果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又难以获得外力援助，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向中央要求离开河西，返回河东，但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始终不愿意离开河西，反而多次要求河东出兵援助。

    注释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但强调终因敌众我寡，才导致西路军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其意向是明显的。这也就正好呼应了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及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的申明。[464]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正规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从兵力对比上看，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和民团）总兵力的对比约是一比六，因为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将马家军民团与马家军的正规军同等看待，由此说明西路军处于绝对劣势是不确切的。

    我们承认敌众我寡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要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众我寡则不免失之于偏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就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术上的优势，依靠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的。如果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众我寡，实际上就是回避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西路军战略战术的错误，也就难以解释西路军领导人因何先后三次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宁要河东红军援助而不愿意离开河西的真正原因。

    因而我们认为注释中突出的敌众我寡，不管注释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掩盖了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起到解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的效果。如果再结合注释中西路军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命名的介绍，无疑隐含着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的意思。而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西路军注释的分析，我们看到注释中明确注明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西渡黄河的，西路军是经过中央及军委命名的，西路军是因为孤军奋战，敌众我寡而失败的，这样就给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把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问题上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通过《毛泽东选集》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版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指出了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责任，当时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一部分高级干部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责任。而第二版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指明了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而西渡黄河的，又是中央及军委命名西路军的，而没有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说明，这样就会使人得出是由于中央及军委的错误决策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中央及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结论。

    通过对两个版本中的西路军注释的比较，我们看到在第二版与第一版的明显不同是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脱了钩，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而西渡黄河的，又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而西退的。

    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没有影响？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没有影响，当然就应该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如果有影响，而且是主要的影响，那么就不能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通过前面我们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在形成、西退直至失败过程中，在张国焘离开河东前，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及西退产生主要影响。在张国焘离开河东后，是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产生间接的影响。因而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有着主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西路军注释的修改，虽然为恢复历史真象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失败问题上则回避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样固然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但是却从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牺牲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犯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在政治上粗暴地推翻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开了在党史和军史领域的“戏说”之风，使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到重大挑战，客观上为敌对力量提供了妖魔化党史和军史的工具，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是幼稚的。

    对党史和军史上早已形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进行修改，就应该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以当时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视角，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状况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后，写出调查报告，在党的会议上，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却不是这样，而是由李先念组织了几个人查了一些档案文献资料，写了一个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以存档的方式修改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因而是草率的。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批评的文献资料。

    我们首先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批评的几份电报。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465]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意停止“二马”向你们的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

    （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对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466]

    三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一）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

    （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情况。

    （四）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467]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468]

    我们再来看皖南事变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皖南新四军领导人批评的一封电报。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名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后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粮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白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