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7月爆发的南雄水口战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在广东境内组织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重要前哨战。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主持制定“回师赣南、打击粤敌”的作战方针，统筹兵力调度与战后总结，在战略决策、组织协调与经验提炼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依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军事文集》及相关档案史料，梳理周恩来与水口战役的历史关联，分析战役对巩固中央苏区南翼、促成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及影响粤军政治态度的深远意义，以期深化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历程的认识。

    关键词：周恩来；水口战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粤军

水口战役纪念公园是为纪念1932年7月发生于广东省南雄水口一带的一场战役而修建

    一、从攻打赣州到回师赣南：战役的决策背景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打通各苏区联系，“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在中央苏区了解实际情况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先攻赣州，以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同年2—3月，红三军团围攻赣州久攻不克，反遭国民党援军反击，于3月7日撤围至江口圩。　

    3月中旬，周恩来赶赴江口圩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即“江口会议”），总结赣州战役教训，决定改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向北发展，后改组为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部入闽作战，西路军西渡赣江活动。这一调整为后来集中主力回击粤军预留了战略弹性。

    同年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明确提出“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决定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回师赣南，打击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张枚新等部，以巩固中央苏区南翼，为北线作战创造前提。随后，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随军行动，周恩来统筹苏区中央局与前方的战略协调。

通过浮雕、微缩景观、油画、模拟实景战场等形式，生动展现水口战役的战略决策经过

    二、水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水口战役广义包括池江、梅岭关、大庾外围战斗及水口圩主战，时间为1932年7月1日至10日，主战场位于广东南雄水口圩及周边地区。

    池江—梅岭关战斗（7月1—3日）：​7月1—2日，红三军团在大庾东北池江截击粤军6个团，击溃4个团，粤军退守大庾城。7月3日，红一军团红四军夺取梅岭关，切断粤军大庾—南雄交通线。水口主战（7月8—10日），7月8日，红五军团在水口以东篛过村与粤军张枚新第四师接战，粤军退守水口圩。因红五军团误报“敌已退去”，方面军一度推迟红一军团增援。9日，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二旅陈章部共6个团驰援水口，总兵力增至约10个团，红五军团遭猛烈反扑，战斗异常惨烈，出现大规模白刃战。危急时刻，陈毅率江西独立第三、六师赶到，稳住阵线。

    7月10日拂晓，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及红十二军赶到水口。毛泽东亲自察看敌情后部署：红一军团增援浈水南岸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北岸红十三军。上午发起总攻，粤军全线溃退，红军追至距南雄城十余公里的石塘圩一带收兵。此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毙伤粤军近3000人，自身伤亡逾2000人。

    三、周恩来的战略角色与战役总结

    周恩来虽未直接实施一线战术指挥，但在战略层面承担了三项关键职能：

    第一，战略决策。主持汀州会议贯彻临时中央训令，拍板“先解决入赣粤敌再北进”的方针，使回师赣南获得政治与组织合法性。4月初从瑞金赶赴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此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

    第二，组织协调。协调红一、三、五军团的会合与建制恢复，沟通苏区中央局与前线指挥部（朱德、毛泽东、王稼祥）之间的指令传达，确保方面军能够集中兵力于粤赣边作战。6月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红军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的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犯赣南的粤军。

    第三，战后总结。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详细报告池江、水口作战经过，指出此战“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并再次强调应尽量发挥毛泽东的军事经验与指挥长处。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这一总结成为第四次反“围剿”中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重要镜鉴。

水口战役时任连长后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题词

    四、战役特点与历史意义

    水口战役虽未达成大量俘获与缴获，但其战略意义十分显著：

    其一，巩固中央苏区南翼。粤军遭重创后全部退出赣南，主力龟缩南雄、大余，较长时间不敢再犯，使红军得以放手准备北线作战。

    其二，为乐安—宜黄战役奠基。8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趁粤军退缩之机北进，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这与水口战役驱粤军于南翼直接相关。

    其三，影响粤军政治态度。陈济棠深感红军战斗力，加之与蒋介石矛盾，在第五次“围剿”中对南路军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934年9月派代表与红军秘密谈判达成“借路”协议，使中央红军长征较顺利通过粤北前三道封锁线。

    其四，锤炼红军协同作战能力。此役是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后首次大规模三军团协同作战，积累了阵地攻坚、误报处置、多军团协同等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后被毛泽东引为“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的典型战例。

    此外，战役期间南雄县委、游击队与群众全力支前，腾房、筹粮、修桥、救护伤员，部分村庄因收敛烈士遗体与战后瘟疫付出了巨大牺牲，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也为今天党史教育与红色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资源。

水口战役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一场硬仗和恶仗

    五、历史定位

    水口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政治、统战、民心与战略格局的综合胜利。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战略决策者、全局协调者与战后总结者的关键作用，是理解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研究水口战役，正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坚定信念、服务现实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3] 张晓辉. 中央红军南雄水口战役若干史实探讨[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2)：103—116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