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8年是周恩来旅日期间思想转折的关键年份。是年元旦，他在东京开始撰写《旅日日记》，全年三百余篇日记中，“志气”一词虽仅出现三次，却集中凸显于元月，尤其是元旦当天两度提及。这绝非偶然的文字重复，而是青年周恩来对自我人格塑造、人生方向与家国责任的郑重宣誓。本文以《旅日日记》为核心文本，结合周恩来早年著述与建国后言行，从“人要有志气”“报恩的志气”“钢硬的志气”三个维度，解析其志气观的生成逻辑与精神内核，揭示这份百年前的青春宣言对当代青年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　周恩来；《旅日日记》；志气；青春对话；家国情怀

1919年五四运动时，周恩来同志在天津。新华社发

    一、引言：元日之誓与青春坐标

    1918年1月1日，周恩来在东京写下《旅日日记》开篇：“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这一天，他并未急于记录异国见闻，而是以305字、5个层次的内心独白，完成了对“志气”的首次系统阐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元旦为“三元之始”（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青年周恩来选择在这一天立定人生基调，既是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的延续，更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主动建构。

    彼时，辛亥革命虽已推翻帝制，但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中国仍处于“瓜分豆剖”的危局。周恩来在日记中坦言：“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绑定的自觉，使他的“志气”超越了个体修身范畴，成为一代青年回应时代之问的精神答卷。

作者：周恩来著

    二、人要有志气：自我鞭策与家国担当

    （一）从“中华崛起”到“不留痕迹”的自省

    早在1915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已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旅日之初，他并未沉溺于过往荣耀，反而在元旦日记中反思：“留着事迹给人家看，万万的不敢想，但还是想努力去做一点事迹。”这种“不敢想”与“仍努力”的辩证，恰恰体现了志气的本质——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认清现实局限后仍选择负重前行。他痛陈自己“较起我在南开时的活泼样子实在差的多”，立誓“从今后须要把我这懒病除去方好”，将志气转化为日常行为的自我规训。

    （二）“志在金钱”与“志在救国”的价值分野

    周恩来对志气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对社会风气的批判。1918年2月6日，他在日记中剖析：“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这一论断直指民国初年功利主义盛行的弊病。早在1915年《尚志论》中，他便痛斥“志在金钱者”与“志在得官者”的狭隘，主张“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将个人抱负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这种价值分野，使他的志气观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与革命性。

    （三）孙中山社论与南开思潮的思想共振

    元旦当天，周恩来阅读《南开思潮》与孙中山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社论，进一步坚定了“振作精神”的决心。孙中山称日本改革“不胜其希望也”，而周恩来则从邻国崛起中看到中国的可能——唯有“立志笃行，发扬振作”，方能摆脱“随波逐流”的命运。这种将个人觉醒与民族觉醒相联结的思维，正是五四前夕先进青年共有的精神特质。

    三、人要有报恩志气：伦理情怀与责任转化

    （一）“佛说报恩为无上”的伦理自觉

    1918年1月1日日记末尾，周恩来写道：“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这里的“恩”，绝非封建孝道中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是对师长教诲、朋友扶持、民族期待的综合性回应。他将佛教“报恩”思想创造性转化为社会责任，强调“决心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这种转化，使传统伦理中的“孝”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担当”。

    （二）旧历新年的“开笔立志”

    1918年2月11日（旧历新年），周恩来再次立誓：“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他提出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比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三新”目标，既包含对封建旧思想的否定（“思想要自由”），也包含对救国路径的探索（“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思想”置于首位，预示着他即将通过接触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三）从“报恩”到“革命”的逻辑进阶

    周恩来在日记中多次强调“恩”与“责”的统一。2月16日，他进一步明确：“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这种“不固守、不恋旧”的态度，使他的报恩志气逐渐脱离传统道德框架，向革命精神靠拢。正如他后来回忆：“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报恩，最终成为他投身革命的伦理动力。

    四、人要有钢硬志气：革命品格与斗争哲学

    （一）“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的政治自觉

    1918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下：“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这是他对“志气”最凝练的界定——不仅是道德自律，更是政治品格。旅日期间，他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膨胀与中国留学生的分化，深刻认识到：仅有善良愿望不足以救国，必须具备“不为利动，不为势屈”的钢铁意志。

    （二）“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坚韧哲学

    3月11日，他在日记中以俗语自勉：“铁杵磨成绣花针，只要我的志向坚，所期望的事没有不成的。”这种坚韧，贯穿于他的一生：黄埔军校时期，他强调革命军人须“甘心愿意遵守纪律”，将个人意志服从于革命纪律；1929年主持红四军工作，他力排众议维护毛泽东领导地位，以“相忍为党”的胸怀化解党内分歧；延安整风时，他主动承担责任，以自我革命精神维护党的团结。钢硬志气，始终是他在复杂斗争中保持政治定力的精神支柱。

    （三）“恐美媚外”与“民族气节”的对立

    1949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外交上我国人民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要有些气概。要反对恐美媚外，增长自己的志气。”这一论述，将青年时代的“钢硬志气”升华为新中国的国家品格。1960年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他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志气是，如果别人愿意对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对他友好；如果别人对我们敌视，我们也只好敌视。”这种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正是钢硬志气在国家层面的生动体现。

1955年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所作，将“志气”具象化为建设国家时不畏艰险的行动力

    五、百年回响：志气观的当代价值

    周恩来在《旅日日记》中确立的志气观，历经百年仍具鲜活生命力。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三点：

    志气是自我与时代的双向奔赴：既不回避个人局限（“懒病须除”），又主动回应时代呼唤（“救国尽力”），拒绝“躺平”与“佛系”。

    志气是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从“报恩”的朴素情感升华为“革命”的理性担当，避免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或空洞集体主义。

    志气是柔性与钢性的辩证：既有“思想要自由”的包容，又有“不为势屈”的刚强，在妥协与坚守间保持动态平衡。

    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青年一代同样面临“躺平”“精致利己”等思潮挑战。追寻周恩来总理的留日思想印迹，重温周恩来百年前的青春宣言，我们更应明白：志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后天锤炼的品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正如周恩来在日记中所言：“幸福的世界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这或许是对“志气”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注解。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3]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12月），载《周恩来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石仲泉：《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与思想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信息：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