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领导下信访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信访战线成绩的取得与信访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现在来信来访的这些制度，基本上是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工作时期建立起来的”。习仲勋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高度重视人民信访工作，他关于信访工作的基本观点和科学论断为各级机关和党员干部提供了方法指引，推动信访工作步入正轨、向前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出发研究习仲勋关于信访工作的论述，通过梳理《习仲勋文集》（上卷）、《习仲勋文集》（下卷）、《习仲勋传》（上卷）、《习仲勋传》（下卷）、《习仲勋画传》等著作中有关习仲勋信访工作的讲话，进一步从学理性角度来总结凝练习仲勋人民信访工作的实践及理论内涵。

    一、最高原则：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回顾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为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提供基本遵循。

    （一）政治性是信访工作的基本属性

    人民信访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由此决定了政治性是信访工作的基本属性。信访工作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习仲勋特别重视处理来信来访，他就此指出，“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突出强调信访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更是体现在日常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先后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成立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专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信访工作开始进入正轨，国务院信访制度由此建立并逐渐完善。习仲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投入到信访工作中，“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要求国务院秘书厅认真地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通过处理信访工作为人民排忧解难，增强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政治稳定。习仲勋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他就此向广大干部明确强调信访工作在维护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负责同志和信访部门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付出了许多艰苦的劳动，解决了大量问题，在促进安定团结、密切党群关系、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思想领导

    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脱离群众。习仲勋敏锐地察觉到：“新中国成立，领导机关进城后，生活、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信访工作战线的干部采取认真负责态度办理群众来信的事，是太少了。”他认为这主要是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造成的，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失去群众对党的拥护和爱戴，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加之发生群体性上访增多和上访者必须见领导的新变化，习仲勋特别告诫到：“没有别的办法，要认清这一点，要有这方面的准备，加强思想领导，挺身而出，负责解决问题。”习仲勋注意运用宣传教育的方式来加强信访工作的思想领导，他指出：“我们要根据党的路线、国家的任务，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首要的是加强信访队伍的思想建设，要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后又对信访部门的同志提出：“做宣传教育工作，一定要互通情况，同心协力，把问题解决好，在作风上、方法上来一个改进。”提高思想认识，达到作风和方法的双重转变，为人民排忧解难。此外，专职干部作为专门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的重要群体，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言行对群众影响很大，因此，习仲勋强调：“必须教育他们热情地、积极地、细致地、耐心地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才能配合领导改变目前的落后状态。”

    （三）重视发挥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

    要克服信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除了需要我们努力做很多思想工作，还需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许多组织措施。一方面，习仲勋重视发挥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把党的生活健全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把党的工作搞好，信访部门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此来加强对信访部门的领导。”胡耀邦是信访工作的模范人物，“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不论是出访还是下基层，他都会持之以恒地抽出时间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的同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党组织的温暖”。习仲勋曾经说到：“中央书记处有个好作风，一发现问题，马上纠正，总书记胡耀邦在这方面是咱们的模范。”另一方面，老干部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宝贵财富。习仲勋注重发扬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引导老干部发光发热。他要求各级领导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老干部要力所能及地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以打造梯次合理的信访工作队伍。习仲勋就此强调：“领导人和老干部有责任培养年轻党员干部，以达到使我们党成为一个不脱离群众的党，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群众里的党。”从而使年轻干部厚植为民情怀，“使信访工作者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优秀、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作为领导者，习仲勋不但这样要求信访干部，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从不把群众的问题当“小事”，或置之不理，不管工作再忙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处理重要的来信来访，为接访工作做出表率。在国务院期间，“为了直接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常常让自己的秘书到接待室帮助处理来信，有时星期天一整天都在接待室工作，接待来访者”。曾任《习仲勋传》（下卷）编委会副主任的王改民讲到：“他对群众来信来访，几乎件件不落，在西北局也是这样，在国务院期间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接到六七千封信，基本每一封都回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剩下四十封未回，他吩咐秘书也都回了。”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勋用实际行动真正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信访事业当之无愧的工作模范。

    二、根本要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习仲勋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力量。坚持信访工作为人民，信访工作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要求。

    （一）信访工作为人民

    “人民群众是一切事业的主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主体，否则会一事无成。”信访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信访部门存在脱离群众干工作的情况，习仲勋指出：“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第一个身份是群众中的一份子，第二是共产党员，党员要起模范作用，党员不能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特别是干部，不要有官气。”当时负责信访工作的有些同志认为信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告状没有好人”，习仲勋则饱含深情地指出：“老百姓写信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是有很多困难的。” “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1959年春, 甘冀鲁皖等省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春荒严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习仲勋具体处理此事，经过各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努力，解除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同年，“国务院秘书厅收到一封某省群众反映生活困难的来信和一包老百姓充饥的东西。习仲勋仔细阅读信件并打开包裹，直接掰下一块放到嘴里咀嚼起来，费力地咽了下去，他难过地说到，‘这哪里是人吃的！’。随后向周恩来汇报情况，中央派出调查组，组织展开调运粮食的救灾工作，使重灾区的群众得到救济，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近10年，深受周恩来的影响，是周恩来在那个时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这段经历为习仲勋领导信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信访工作靠人民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长期的革命工作经历使习仲勋深刻领悟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为此他指出：“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我们要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即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唯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真正做好信访工作。

    一方面，靠人民群众了解情况。习仲勋反复强调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他曾多次指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各阶层的动态，领导机关可以从这里了解很多情况，解决很多问题。”“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个重要的渠道，我们要通过这个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改进工作。”“这种来自社会的、群众亲自送上门的意见反馈，对研究和改进工作，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应当加以重视。”习仲勋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从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获得力量，他指出：“要以来信来访的人做我们的先生，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实际情况，学习到不少的真知灼见，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我们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可以了解到在决策上、工作上的得失，发现各种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在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就曾通过发动群众写检举信的方式来推进整风运动，并且取得显著成效。他在《群众日报》上强调：“希望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都能够以认真的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群众的检举信件，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使广大人民得以经过各种方式参加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来。”

    另一方面，靠人民群众评判监督。“加强与人民的联系，经常倾听人民的呼声，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责，也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人民满意与否是衡量信访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不听群众的意见，不听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要脱离群众，什么事都办不成。我们某一项决定或某一项政策，如果多数群众不赞成，那是办不成的。长此以往，势必会助长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工作中缺点错误很多，阻碍党的事业的前进，“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评价、自我认可”。习仲勋从党群关系的新视角来看待群众监督，他着重指出：“我们是执政党，要重视群众的监督，我们不能不重视群众的意见，不能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要欢迎群众的批评。”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尤为重视发挥群众的监督与批评作用。“他感受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在当时的环境下，习仲勋却敢于带头亮“丑”，善于正确对待人民的批评，公开麦子灿对他的批评信，不仅为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做出表率，而且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叶剑英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扬：“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习仲勋“叶公好龙”的故事流传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根本保证，更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信访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和矛盾，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习仲勋认为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与人民心心相印，就此他强调：“我们党和政府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和法令，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得到了落实，在一个时期内人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迫切要求解决的是什么，通过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会很快地反映出来。” “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仲勋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策是根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要求制定的，不是靠几个人脑子一热想出来的。”他为此提供具体的指导：“党政机关对下面来的东西要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哪些是好意见，哪些是不重要的或错误的，要搞清楚，正确的意见要听，错误的意见也要听，听了之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

    三、关键环节：聚焦落实信访工作责任

    信访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稳定大局，抓好责任落实对信访工作至关重要。因此，习仲勋特别重视落实信访工作责任，他在工作实践中提出的分级负责、齐抓共管的责任落实原则，为理顺央地关系、明确部门职责提供根本依据。

    一方面，理顺央地关系，落实分级负责。纵观全国信访工作，党中央发挥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习仲勋就此指出：“中央是从全国的一般情况出发的，只能讲一般原则，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安排好。”“有些地方在信访工作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习仲勋对此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提倡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同时，习仲勋强调理顺央地关系，明晰中央与地方事务的边界，他就此指出：“对于涉及地方的工作，我们要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去做，不能越俎代庖，所以，做领导工作，要有这么一个精神，对下面不要过细地干涉，否则，不一定能帮人家的忙。”在这方面，习仲勋向广大干部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我对北京门头沟有人偷煤的问题批了两句话，很简单，后来北京市提出了四条措施，很好，因为北京的事情只有市里的同志知道得清楚，外面的人就不那么了然了。”信访事件的转办关系到信访工作的整体运行，为此，习仲勋特别强调并给出具体的处理办法：“必须实行层层负责，避免一律照抄照搬。凡是应该中央机关处理的，而且中央机关容易处理的，一律由中央直接处理，不要下转；应该由地方处理的，转省、自治区、直辖市，转错了可以退回；少数的可以直接转到县，并应分别情况抄告省、自治区、直辖市。”此外，习仲勋高度重视信访事件的跟踪落实情况，他就此指出：“以后转到下面处理的问题，一定要写清楚转给谁，过一段时间还要催问，办了没办。”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国务院期间的工作理念一脉相承，是习仲勋永葆劳动人民本色的体现。早在1958年9月赴西北考察到甘肃时，习仲勋专程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政策落实情况。

    另一方面，明确部门职责，致力齐抓共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信访工作，习仲勋特别提到：“早在战争年代，尽管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十分注意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此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信访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认为这正是各级政府和专职机构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明确部门职责，齐抓共管的结果。此外，习仲勋突出强调信访部门的重要性：“信访部门不是孤立的，是一个专门负责处理来信来访的机构，信访机构类似机器的重要部件，如果出了问题，就要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转。”领导班子建设关乎信访部门能力水平，习仲勋为此着重指出：“来信来访工作，党委必须有一位书记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必须有一位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管。”同时，他对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做出规范：“领导干部一个月或一周抽一天接待群众，听取意见。”信访工作队伍是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主体力量，习仲勋提倡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强化信访人员的“单兵作战”能力，他指出：“信访战线的同志们要加强政治、业务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办事本领。”“要光明正大，按原则办事，不能搞关系学。”“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习仲勋既重视培养“单兵作战”能力，又强调推行“协同作战”模式，对此，他进一步提出：“实行专职机构、专人负责与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贯彻大家动手的精神，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有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还不行，必须结合业务负有责任，这样问题就容易处理。”由此，形成“中央—地方—基层”分级负责和“党委—政府—信访部门”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责任落实体系。

    四、基本方法：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习仲勋指出：“我们执政党，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就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习仲勋强调通过健全民主与法制来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保持国家大局稳定。他为此指出：“要把民主和法制搞好，我们搞民主搞法制，就是为了保证有正常的工作秩序、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生产秩序。既要把民主搞好，又要把法制搞好，不能搞乱了套。”

    一方面，发扬民主，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习仲勋指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观点，习仲勋将人民信访工作与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进行阐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他就此指出：“加强与人民的联系，倾听人民的呼声，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保证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表现，充分体现出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针对过去发生的说了错话就要犯错误，一言之误可能永世不得翻身的事情，习仲勋开门见山地讲到：“现在不同了，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批评错了，可以反批评。”由此凸显出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且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另一方面，健全法制，保持国家大局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在党中央的部署下，“信访工作，首先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以此彰显中国共产党维护民主与法制尊严的坚定决心。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信访工作，习仲勋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加以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就把信访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外，我们对信访工作不仅很重视，而且做得很好，很有成绩。”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信访工作的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作为信访工作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一贯重视信访工作的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注重通过处理来信来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并且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后向他汇报”。同时，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联合工作组’共召开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种座谈会，抽查审阅了二万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加快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有力支持了广东的拨乱反正工作，促进了广东的安定团结，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消除思想障碍。此外，针对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的状况，习仲勋突出强调法制的重要性：“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不然就乱了。”同时，习仲勋深刻认识到推进民主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民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法制。”由此可见习仲勋具备极强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判断力。

    五、治本之策：把准信访脉搏，源头化解矛盾

    信访工作重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随着时代向前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信访工作难度随之加大。面对复杂多变的信访形势，习仲勋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认为做好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关键在于把准信访脉搏，抓住特点处理矛盾；打通信访工作“最后一公里”，注重发挥基层源头化解矛盾的优势。

    一方面，把准信访脉搏。信访工作形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党和国家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化。1957年，在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对广大干部指出：“现在的形势是矛盾大量涌现的时候，人民来信来访形势是越来越紧张，其程度难以估计。”时隔29年，在1986年的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新时期的信访工作形势，他明确指出：“现在要进行改革，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更多了，总结起来就是信访工作任务是越来越重，不是越来越轻，要有足够的认识。”变化的是时代方位和信访形势，不变的是习仲勋对信访脉搏的准确把握，他在灵活兼顾变与不变关系的过程中研究规律、抓住特点，推动信访工作向前发展。为此习仲勋着重强调：“必须加强综合研究工作，及时发现突出的或带普遍性的问题，研究出解决办法，从中找出规律。” “党政机关对下面的东西要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哪些是好意见，哪些是不重要的或错误的，要搞清楚。”由此可以看出把握信访工作规律和特点的重要性。习仲勋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处理信访工作，他就此指出：“做信访工作不仅是简单地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涉及政治影响，对每一封信、每一个上访人，都不要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情，一定要想想它与其他方面有什么联系，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将来又是个什么情形，想得周到一点，想的复杂一点，要辩证的看问题。”所以，他能够在复杂迷离的形势中拨开云雾见月明。此外，习仲勋在统观全局中聚焦个体，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对于信访中存在极少数无理取闹、以上访为生、在北京逗留不走的人，习仲勋特别强调：“即使这少数人的问题，我们也要重视，这不仅只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认真对待就不难解决。”

    另一方面，发挥基层源头化解矛盾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信访工作置若罔闻，照抄照搬，错转、错办，处理草率，互相推诿的现象很严重，甚至还存在发明“阻声器”的情况。习仲勋对此予以严厉批评：“这样对待人民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只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有些事情本来是一般的很小的问题，因为解决得不及时、不好，激化了矛盾，造成恶性案件。现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但很少，不少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造成恶性案件。”习仲勋深刻认识到矛盾激化的严重危害，因此他提醒到：“要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不要转来转去，不要拖拖拉拉，不要回避矛盾，矛盾不要上交。”否则小矛盾酿成大祸患，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基层作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最后一公里”，具备源头化解矛盾的优势，必须切实打通信访工作“最后一公里”。所以，习仲勋注重运用底线思维，将信访工作放在基层力量的基点上，他就此指出：“要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在基层，各县把群众的问题都解决了，上访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直接见面，直接对话，尽量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在基层，这也是我们作风、方法上的一个改进。”同时也能够帮助部分干部走出怕群众、怕麻烦、怕上访的误区，积极投身到信访工作中。

    六、余论

    毛泽东曾称赞习仲勋“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关于人民信访工作的论述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赓续习仲勋关于人民信访工作论述的精髓，是人民信访工作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奥秘所在。

    首先，要认识到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于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仲勋认为信访工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民情民意，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在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的基础上维护民利，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获得勇毅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