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志丹（1903.10.4—1936.4.14），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现柳林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是刘志丹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转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1979年10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

    一

    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同志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他原名刘景桂，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领导饥民斗争，组织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从敌人的通报中看到，他带队伍在旬邑一带打土豪，分粮财，闹共产。次年春天，我们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把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当我们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当地的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党派我到照金地区工作。我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才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象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十九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象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到了秋天，游击队出发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我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志丹同志汇报工作。他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还留下他的特务队，由我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党任命我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我们按照志丹同志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具规模。

    照金属耀县管，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因为靠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敌人经常来“围剿”。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同志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同志虽不同意这些作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

    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同志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

    可惜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后来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志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同志(他是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红二十六军只这一个主力团)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老幺(原名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杜衡强令红军北上，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说什么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同志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吓得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作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当时陕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了。我因身负重伤，正在薛家寨休养，听到这些消息，只得带伤坚持工作。正如志丹同志预料的那样，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同志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志丹同志的提议，开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围剿”，刘志丹同志率军北上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三

    我们回到南梁以后，刘志丹同志提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一九三四年秋，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还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志丹同志十分注意军政关系。旧社会谁有军权，谁就是霸王。志丹同志为了革除这种恶习，作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我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十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

    我还清楚记得，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十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志丹同志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在他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同志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志丹同志作风十分民主，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愿向他谈。他总是等人把话说完，再谈自己的意见。打了败仗，他首先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诿过于人。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那些反对过他的正确主张而又认识了错误的同志。对不同意见的争论，他始终坚持以理服人，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耍弄权术，暗地整人。即使自己受到误解，遭到打击排斥，也不急于辩白。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开诚相见，一视同仁。

    志丹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成熟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不做。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坐在炕头地角，找人拉话，了解民情。哪些村子有几孔窑洞，有几口铁锅，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行军打仗，从不用向导，人们都称他是“活地图”。

    志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中没有一点特殊，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炒菜、喂马、抬伤员。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我知道后，把他们接到根据地来。但刘志丹同志忙于工作，却顾不上去看望。我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志丹同志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他妻子桂荣同志一到革命队伍，他就叫她去给战士作被服。

    四

    这期间，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有了发展。从陕甘边派回来的同志，在安定、清涧等县建立了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夏，以马明方同志为首的新的陕北特委成立。第二年，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挺进到陕北，和谢子长同志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共同战斗。在河口战役中，谢子长同志身负重伤，不久牺牲。陕北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横扫顽敌，消灭和击溃了敌人好几个师，使陕甘和陕北连成一片。

    一九三五年八月，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经陕南长征到陕北，我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同志前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象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这年九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同志亲密合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然在革命队伍内进行所谓“肃反”。他们始则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他抓起来。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我当时身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别的同志更不用说。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是极为恶劣的，他们谎称要刘志丹同志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刘志丹同志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五岁女孩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旗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同志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同志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严厉批判搞“左”倾机会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我后来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批评保卫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副主席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五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同志，毛主席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同志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他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不久，党中央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毛主席和刘志丹同志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这时有些受迫害的同志，要求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同志说：“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同志当时常常向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率部队东征抗日。那时我在党校任三班主任。在从安定回瓦窑堡途中，我碰到了正奔向前线的刘志丹、宋任穷同志。他俩见到我，跳下马来，同我紧紧握手。志丹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我和他依依不舍地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没有想到，四月一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役中，志丹同志在前线不幸中弹阵亡。三个月前我和他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我们敬爱的刘志丹同志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同志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志丹同志牺牲时只有三十三岁，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建立了那么多的功勋。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崇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