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秋，正当粉碎蒋介石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紧急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的执行者，大肆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政是“右倾取消主义”、“梢林主义”、“逃跑主义”，诬蔑陕甘边的革命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等，进行了“肃反”，大搞假材料，大搞逼供信，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创建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全部被捕，在洛河川杀害营以下干部群众数百名。
    刘志丹在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后，被调到北线指挥作战，途中遇到通信员，通信员将往红十五军团的信送给刘志丹。他看了后，仍把信交给通信员，让送往军团部。这封信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干部的名单。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仍到瓦窑堡向省委陈述意见，挽救同志，挽救革命，可到了瓦窑堡还未开口就被逮捕了。当时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已被捕入狱。杨森和我被推进监狱后，习仲勋见了我们点了点头，笑了笑，意思是你们也来了。这一举动被看管人员看到了，当即朝习仲勋头上抽了两鞭子。
    陕北党内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地方干部和群众听到省委来人了，吓得都跑了，有的上山打游击，部队里干部战士也纷纷开小差逃跑回家，各处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陕北苏区濒临危难之中。就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赶到瓦窑堡（今子长县）接管了十五军团二十五军的看管工作。由中央红军接管后，监狱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可以互称同志，给吃米饭，不打不骂，大小便自由，晚上翻身也不用喊报告了等等，接着又登记了被关押时带来的东西有无丢失。第四天，集合点名，习仲勋、杨森、杨琪、高锦纯、张策、朱奎、宝山和我等被带到王首道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了刘志丹，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然后砸开了脚镣手铐。王首道说：“中央知道你们都是好同志，受委屈了。”当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晚上我们七八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兴奋得睡不着，互相开着玩笑，喊着报告翻身。刘志丹劝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咱们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习仲勋也说，刘志丹说得对，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形势发展很快，成立了西北办事处，划分成陕北、陕甘、关中、神府四个行政区，1936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使陕北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是由渭北、照金、南梁苏区组成的，它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惟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我党在西北惟一的苏区。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习仲勋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作风扎实，才思敏捷，胸怀大志，意志坚定，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危难关头发挥了决策性作用，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黄罗斌：原中顾委委员、原甘肃省顾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