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15日，习仲勋86岁生日时，在深圳迎宾馆兰园。 孟发国 摄

    秋日阳光里，深圳兰园里的一棵榕树，高大挺拔，浓荫如盖。

    2000年3月，长住深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东改革开放的重要奠基人习仲勋同志，在这里与家人一起亲手种下的那株小树苗，如今已是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一如这棵榕树，深圳经济特区已由35年前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如今闻名遐迩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从1978年受命主政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一手推动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到调任中央后，以坚定的改革信念，倾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再到晚年，怀着期待与挚爱，长居深圳、守望特区……习仲勋与深圳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

    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百年的日子。饮水思源，感恩长存。此时此刻，深圳的干部群众深切怀念他老人家，真情追忆他与这座城市、这片热土的不舍深情，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绩。

    奋力开拓

    主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习仲勋的一生，与两个特区紧密相关：一个是他早年参与创建的陕甘边特区，一个是他力主建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

    1978年7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之后，首次到基层考察，来到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当时的宝安，正处在偷渡逃港的风口浪尖上。逃港是一个延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王硕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习仲勋一行轻车简从，几个人挤在一台小面包车内，先后深入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和渔一大队等处调研，足迹几乎踏遍如今的市区范围。

    所见所闻令习仲勋忧心忡忡。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和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习仲勋问。

    “香港比内地好嘛！”当时的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

    愈演愈烈的偷渡外逃现象令习仲勋焦急，但他同样不忍群众蒙受痛苦。

    “那一年到宝安县时，在今天的大剧院一带，看到一车一车的人被抓起来，我心里痛啊！我们要做的是搞好建设，让河对岸的人来我们这边才好！”曾长期在习仲勋身边服务的深圳市接待办原副主任张国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忆起谈起习老晚年曾这样对他提起那段令人沉重的历史。

    “习仲勋通过这次调研，开始深入思考、谋划如何推动粤港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推动了后来经济特区的创建进程。”王硕说。

    随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当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

    “1979年4月，仲勋同志和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大胆直言，郑重提出希望中央放点权给广东，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这样忆述当年习仲勋的眼光与谋略。

    广东省委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讲了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数年后调任深圳主持工作的李灏，当时还在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工作，他告诉记者，习仲勋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几次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客观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同志那么尖锐地、鲜明地提出放权，广东还会徘徊不前。他使扩大地方自主权这一共识从理论探讨变成了可以在广东操作的实际行动。”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在习仲勋力主下要来“先行一步”“尚方宝剑”的广东，从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鼎力支持

    “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我记得好清楚！1987年2月14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中巴车来到村委大楼旁的榕树下。

    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着深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走下车来。是习老！村里人一下把他围住了，他满脸笑容地和大家握手，足足用了20多分钟，才走到村委3楼会议室。”

    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向记者描述彼时情景时，依然激动难抑，仿若就在昨天。

    这是习仲勋奉调中央、阔别广东6年多后，第一次踏上南国热土，首站视察深圳的情形。

    王硕向记者展示了大量史料，“习仲勋1980年调任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其间，他始终心系深圳特区，多次南下视察，有力支持、领导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

    1987年2月的南粤之行，让习仲勋感慨万千。蛇口工业区和港口蓬勃兴旺，沙头角“中英街”欣欣向荣，南岭村变成了漂亮的小城镇……

    在去南岭村之前，习仲勋对陪同人员说，你们不要给我指了，我随便看，走到哪家算哪家。“习老非常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实情。”张国英告诉记者，南岭村早年是逃港的重灾区，但那一次，习老走访了三四户村民家庭，看到一家比一家好，以前外流的人都回来了。“特区的发展让老人家很高兴，带着这份欣慰，他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欢声笑语。”

    后来，习仲勋在其所作《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描述此行所见：“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我离京前曾向中央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这里的确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深圳特区报》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习仲勋数次来深视察的一些片段。其中，一篇报道生动地写道：1988年2月，习仲勋在深圳与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吃团年饭，鼓励大家：“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在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改革开放史”展区，陈列着不少当年习仲勋视察特区留下的影像。记者看到，一张摄于1988年的照片中，习老满脸笑容，举起双手拍掌，身边的陪同人员、工作人员同样笑容灿烂。他们身后，是一个忙碌的建筑工地，吊斗正在工作。

    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史研究部副主任付莹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改革遇到了阻力，一时非议漫天，但习仲勋力挺特区，多次前来视察，充分肯定特区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为深圳卸包袱，“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

    这些话，是对特区建设者们最温暖的鼓励。

    “习仲勋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他思想解放，善于学习，与时俱进，眼光超前。他实事求是，作风民主，心怀群众，敢挑重担。”王硕向记者分析，正是因为这种特质，习仲勋从未对改革有过怀疑，他坚决支持深圳大胆地试，并为深圳大力鼓与呼。

    王硕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珍贵的题词，上面写着三行遒劲的大字：“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努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原来，这是1984年习仲勋接受香港报人关诺采访，欣然题词向港人宣传深圳的发展。王硕说，习仲勋在多个场合强调，“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深情守望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习老很早就对我说，他退下来以后，要到深圳来安家。我说，好啊，您来了，就是我们的大家长，是特区的依靠！”李灏向记者回忆，习仲勋曾深情地表示，“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兰园是习老晚年的住所。金秋10月，小楼掩映在一片葱茏之中，门前小水池蓄着一汪碧绿，几条锦鲤活泼地游来游去。

    “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返回北京，除短暂停留珠海外，习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零20天。习老虽然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但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敬仰他，与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我一天天算出来的。”曾长期在习老身边服务、现任深圳市接待办调研员的孟发国，满怀感情地告诉本报记者。

    《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生动记载着这样一幅场景：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他真挚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一言九鼎。直到晚年，习仲勋一直在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南粤大地、特区热土。

    张国英告诉记者，与习老相处十多年，深深体会到他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呵护。他每次会见客人，“不论与谁见面，老人家必提一句话，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

    就像兰园那棵亲手栽种的榕树，习仲勋精心呵护着深圳特区这一棵“小苗”。

    1990年8月，习仲勋兴致勃勃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庆祝大会。他手书“坚持改革开放，办好经济特区”12个大字，寄语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特区。

    习仲勋多次讲，深圳的立法问题，一定要走在全国前面。深圳是特区，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也可以在立法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深圳特区立法问题的解决，就与他的关心和推动分不开。

    1990年12月，深圳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习仲勋亲自出席大会。第一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深情回忆，“深圳市人大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习仲勋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副委员长都来了，这对我们深圳确实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时，全场起立，欢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