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电文是新四军军部（下简称军部）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领导（下简称总部）的一份电报原件，来自中央档案馆，转载于《新四军在茅山》 （第10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份电报可以证明新四军第十六旅，于1941年11月28日与日军在塘马附近地域作过战，是一场突围战斗。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和十六旅政委廖海涛同志（下简称罗、廖首长）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中。电文内容如下：

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
1941年12月5日

滕、左：

    根据谭陷酉（即1941年11月30日17时—19时—编者注）、江申（即1941年12月3日15时—17时—编者著）电称，上月俭日（即1941年11月28日—编者注）金坛敌三千余，分数路袭击塘马（溧阳西北）十六旅部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而罗、廖牺牲则对坚持江南一大损失。查此次损失原因：

    （一）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二）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

新四军军部
十二月五日末

    由于这份电报是经三级转发（十六旅发六师，六师发军部，军部发总部），六师、军部拟报人及批准人都不是亲历者，虽是原件，实属第三手史料。这份电文中的部分内容与我方第一手史料不能印证，多处表述不正确，有错漏，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偏颇。因此，该电文的部分内容不能作为塘马战史考证的证据。王直同志在建国六十年评选英模前2007年就写过文章，对电文中表述不当之处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不当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把被掩护的单位搞错，还漏掉战斗结果的反映

    电文称：“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

    这段电文把被掩护的单位搞错了。被掩护的单位不是四十七、四十八团各一部，而是：中共苏皖特委机关、江南区党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苏南保安司令部，及下属各县行政委员会和十六旅司政机关和直属队（下简称党政军机关），共约1000余人（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不是被掩护的单位，四十八团一部是奉旅首长之命，跟随掩护党政军机关向东转移的作战分队。四十七团两个连处在塘马、王家庄地域敌包围圈之外，自行脱离战场（行动轨迹不明）；四十八团六连两个排由二营廖堃金政委率领、五连“小鬼班”和勤杂人员，由陈浩指导员率领，四十八团特务连和最后一批旅直机关人员，是王胜团长率领，奉命撤离塘马、王家庄战场，跟随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

    电文中只字没有提到被掩护的单位是党政军机关，反指“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是被掩护单位，这不仅使罗、廖首长牺牲的价值大为降低，还使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一部有不顾首长安危”临阵脱逃“之嫌。

    跟随掩护党政军机关向东转移的作战分队，到达戴家桥以后，在王直科长和王胜团长的指挥下，组织了四十八团90多人坚守戴家桥，最终坚持到天黑，实现党政军机关大多数人的突围。

    罗、廖首长所率四个连（旅部特务连、四十八团二营四、五、六连）阻击日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党政军机关坚持到夜暗寻机突围争取时间，而战斗结果证明了只有这一个目的，也实现了这个目的。这在电文中只字未提。

    二、反映了我方伤亡人数，没有反映敌人的损失概况

    电文称：“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

    这组数字能与我方和日方史料相印证。无论攻防，还是突围战斗，要评价成败，敌我双方损失对比必须计算。电文中只反映了我方伤亡数字，没有反映敌方的损失概况，也没有反映我方突出重围的人数，这只能使人感觉新四军塘马战斗是场”失利“或“惨败”的突围战斗。

    塘马战斗是500多人的新四军战士（主要是四个连队的战斗人员）对阵日军3000 人和伪军800人，兵力对比近1：8。我方第一手史料中记载，约歼敌400余人（塘马战斗详报1941年12月1号军部存档版记载） ；我方阵亡323人、伤118人，失踪42人，战斗减员共计483人（谭震林《关于塘马战斗情况及苏南部队整顿致新四军军部电》），敌战损比约1:1。我方党政军机关和部分作战分队1000余人突出重围，敌人没有占到便宜。这也是”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看重了战斗“损失”，轻视了战斗“保存”的意义

    电文称“罗、廖牺牲则对坚持江南一大损失”。

    电文中强调了”一大损失“，而这”一大损失“换来的是我党政军机关1000 余人的突出重围，保存了一批抗战骨干力量等却只字未提，这明显是看重了前者的“损失”，轻视了后者“保存”的意义。

    新四军塘马战斗”损失“换来的“保存”,两者相比，后者对于在苏南坚持抗战的意义更为重大。损失和保存两者的意义孰轻孰重，罗、廖首长是最清楚的。这点钟国楚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说的非常清楚：“罗忠毅、廖海涛同志认识到，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直接关系到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坚持的问题，也将对华中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反衬出罗、廖首长的牺牲，使苏南抗日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坚持，是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详解见第十五章）

    四、罗、廖首长定下“暂不转移”的决心，并非轻敌所致

    电文称：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日军重兵南下来袭，无论打谁，都应把重心放在对我方袭击的准备上。通常的决心处置应是“避免与日军作战”，应当“立即转移”，起码党政军机关先转移。但罗、廖首长却下了“暂不转移”的决心，要求做好应战和随时准备转移的准备。这是许多亲历者都不解的问题。暂不转移“实质是“等待敌人来袭击，”这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所以军部给总部电文定了个”轻敌“的结论。”但基于史实的综合分析，”暂不转移“这个决心是正确的，奠定了新四军塘马战斗得以成功突围的基础。（详解见第二编第十二章）

    五、对塘马战斗的“损失”原因作了不恰当的类比

    电文称：“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

    身先士卒模范表率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直接引证为塘马战斗遭受损失的原因有所牵强。罗、廖首长同在一线是否妥当，这是战术范畴的问题，不是政治原则的问题。他俩同为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游击队的军政主官，各带作战小分队，掩护被掩护对象转移， 之后相互掩护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这是常用的一种游击战术。当时十六旅副职和司政正副职全部缺位，在塘马战斗所处的绝境中，罗、廖首长是”破釜沉舟“，无人可替代在此绝境中他俩同在一线指挥所能产生的作用。

    六、军部给总部电报，为什么电文中会出现错漏和看法偏颇？

    王直同志回忆录阐述：1）从电文中可看出：军部发总部电报，是根据六师发给军部的两份电报撰写的；六师发第一份电报，离战斗结束不到两天；六师发第二份电报，离战斗结束不到五天；军部汇总发给总部的电报，离战斗结束不到七天。2）六师发军部电报，是根据十六旅发给六师的电报撰写的。十六旅向六师发第一份电报，是在11月29日凌晨刚走出包围圈到达黄金山地区时，这时党政军机关没有完全脱离险境，还没有派人组织打扫塘马战场；六师接到十六旅第二份电报，是在十六旅部刚转移到溧水，战斗的全面准确情况还来不及了解，对这场战斗怎样分析总结更是没有头绪。3）十六旅是小功率电台，电文撰写也都是以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述，情况反映不准确是必然客观存在的。对塘马战斗认真而有条理的总结，是在塘马战斗后的1941年12月中旬，六师师长谭震林到苏南后才进行的。所以，军部12月5日发总部电文内容有错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谭震林师长从江北到苏南后，立即对塘马战斗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十六旅干部会议，总结塘马战斗经验教训，作出了塘马战斗“以局部牺牲保全指挥中枢，是成功的突围战，绝非败仗！”（原话）的结论（史料来源：国内馆藏《新四军第6师塘马战斗总结会议记录》）之后，调整领导班子，谭震林兼任十六旅旅长，钟国楚任政委，张开荆任参谋长，王直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对罗、廖首长作了高度评价并通电全军。通电内容是：“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罗、廖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如果“轻敌”遭至”突围失败“，何以”卓著功绩“。“卓著功绩”评价就是对“轻敌”之说的否定，对“成功突围”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