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是习总书记近年结合新的历史方位提出的新命题，但“两个结合”的思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时已经开启。1920年1月29日，在天津觉悟社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游行请愿活动中，周恩来和几位社员一齐被捕了。羁押期间，他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后来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本文对青年周恩来与两个结合形成初心的梳理，充分认识这位伟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内涵，对‘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青年周恩来  “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说过，“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周恩来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是什么样的时期？2007年中央电视台电视政论片，央视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系列节目《复兴之路》，其中第1集1840年---1911年 《千年局变》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救国图强的各种探索为主要内容，那是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的时期。怎么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课题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历史的一颗尘埃，落在普通有志学子身上，周恩来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两个结合”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对“两个结合”的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周恩来何以关注“两个结合”，何以能为推进“两个结合”，也是因为其兼具主客观几方面的有益条件。

    推进“两个结合”的客观需要。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如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大难题，中国解决新的历史课题需要理论武器。西方列强倚仗着经济和军事优势，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1911年夏暑假中，13岁的周恩来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目睹被凌辱欺压的状况，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悲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吾党何日醒？”。7年后，周恩来在1918年1月24日，日记中写道：我想起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坏的不说，知道爱国的人，大半分为两派：一派是服从革命；一派是赞成君主立宪。这两派的，全是希望去把国家弄好了，等到回国做事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狐狸尾巴都现出来了，那里还能为国呢？可见，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均打了败仗。

    推进“两个结合”的主体条件。“两个结合”得以推进，也与周恩来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与进步思想老师的指引密不可分。一方面，周恩来谙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私塾教育，正是‘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思维方法。有了可贵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另一方面，有良师指点。幼时周恩来在淮安，曾到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龚赞助革命，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接下来的1910年12岁，他入银岗书院读书及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在校两年，在具有进步思想老师的影响下，发愤苦读，立壮志。40年后，1952年秋周恩来会见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可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在内外交困的旧中国，良师勉励周恩来致力强我中华。

    推进“两个结合”的价值追求。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进而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甚至社会危机，1913年至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接受了四年学制的现代教育，南开中学倡导并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因此，如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大难题。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进行了批判，1916年3月20日周恩来在《校风》第22期发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认为“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即使到了日本学习，也时常取《南开思潮》阅之，1918年1月3日日记中写道：“因为前四天南开同学会有人提议说《思潮》不好”，“明天还要开会讨论此事”，“我所以今天预备预备”，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寻找新的出路。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充满理想抱负、青春热情的时期，百年前的周恩来从入学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牢记时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发展，厚植家国情怀，到毕业时与同学们“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对当今青少年树立理想、健康成长具有启示和楷模意义。引导青少年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国之栋梁。

    二、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对“两个结合”的思考。

    1998年2月24日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1917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旅日日记》记录了他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轨迹。

    另辟‘新思想’，起点处把正方向。1917年10月，周恩来进入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为报考日本大专院校做准备。当时居住在神田神保町附近。这里是追求进步的中国留学生聚会之地，他们举行集会、编辑革命刊物，探索救国之道。这一时期徘徊和苦闷的时候，“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于是又转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主义、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1918年1月4日日记中写道：攻击《南开思潮》的事，我听见所说的话很有些不公，亦因为我反对，打消了。因为《思潮》中间有好的同坏的地方。后来周恩来把这类现象形容为“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做事更重要。不加区别、不抓住特殊时节、没找准“症结”，就不要赶着去解决问题，是做不好工作的。

    求‘新学问’，重点处把住要害。对时代性质的科学判断和把握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出发的坐标原点。作为这段求索历程的亲身经历者，1966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内，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失望、苦闷和探索的过程”在绝望里，“孙中山先生遇到了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敢于响应列宁的反帝号召，说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是接触西方新思想的门户，各种社会思潮汇聚，同时军国主义也在蠢蠢欲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1月26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才能有效。干工作也是这样，扭住重要关节。

    做‘新事情’，慎始慎终才能善作善成。“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5月19日周恩来日记中写道，我今天在新中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周恩来渴望与大家一起寻找观察和掌握国家命运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说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从这里仍能感受到当年革命先驱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梦想以及对待任何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都要耐下性子、扑下身子，自始至终立起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继续学习。他在日本不到两年时间学习生活，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深入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锤炼过硬本领，归国途中，在京都停留时写《雨中岚山》等三首诗，诗中写道：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预示着回国后继续探寻救国路。

    三、周恩来在狱中对“两个结合”的探索。

    1920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监狱中，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半年失去自由的磨练，让他重新思考了许多中国社会问题，周恩来后来就曾说过，“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关心国家命运、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学生;出狱后，他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五四运动的洗礼。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运动中，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以后多次纪念这个运动，勉强青年学子。1920年5月4日在监狱，主持被拘代表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马骏报告一年来各方面斗争经过。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表演清唱。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抗战期间，193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给《新华日报》题词，内说：“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多种形式，是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觉悟社成立。为播撒革命火种，为了唤醒同胞，启迪思想，探求革命真理。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觉悟社举行了成立会。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四人竟被拘捕。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由此可见，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国情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一年后，8月16号觉悟社邀集了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4个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重要的集会。陶然亭会议使周恩来深受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也为他开始为赴欧洲求学做了积极准备。

    狱中继续思考。1920年1月29日到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期满”释放，身陷囹圄的周恩来并没有气馁，此后经过斗争，除两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争得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难友们组织起来，推举处理众人事务的各种委员，制定起居时间表和学习课程表。每日起床后做柔软体操一次，上午预备接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晚上研究社会问题和开娱乐会。他根据入狱期间的斗争和学习情况分别编写了3.5万字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启发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后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早在旅日期间，1919年1月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创刊，作为该刊的热心读者。在狱中介绍世界新思潮，马克思学说，为后来去欧洲及当上黄埔军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出路问题。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浪潮。后来，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这是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出狱后，他到欧洲穿梭游历，勤工俭学，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经过实际考察并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传播都不曾放松。

    结语：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新论断。站在历史节点上回望，在建党前后，探索救国真理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两个结合”作出的思考，仍令人振奋不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欧求学，考察“社会实况”，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随着实践发展，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及科学命题进行了充分阐释，这些历史贡献，为今天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