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进一步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以中共旅法支部代表身份出席中共四大的周恩来，这是他留欧回国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他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内最高规格的会议。经民主推荐，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初次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明敏干练，给代表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本文结合大会工作的三个中心议题，为什么周恩来能应付自如，对大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从他成长史的角度梳理展露头角的周恩来的出色行政本领。

    关键词：周恩来  中共四大  召开

    众所周知，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自加入组织以来，周恩来经常出席各种大小团体会议，比如，同年，6月中旬，他从法国报纸获知北洋军阀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密切注视事态发展。这是他作为政治势力代表的基本身份，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共商对策，发表《拒款通告》，调查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他与各负责人作为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参与了国际事务的处理，初次展示了他们的行政才华。

    一、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所以，“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领导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日，天津学生响应投入运动。25日，成立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茗、邓文淑（邓颖超）为评议员，领导学生展开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等斗争。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同年9月16日，周恩来参加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的觉悟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26日—28日，周恩来主持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的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出面领导。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提出四点要求。由此可见，在学生时代，在参加政治运动这个方面，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领导权问题，1921年8月13日，周恩来和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9月17日—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讨论中，周恩来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1922年3月，周恩来得知觉悟社社及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十分悲愤，写《生别死离》诗一首，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月5日—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随之5月底在欧洲为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6月，周恩来出席在巴黎西郊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7月16日—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16日，周恩来为《少年》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周恩来作为中共创立时期的党员，是主动积极从事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中共六大的报告时曾提到中共四大，并认为中共四大彭述之提出的天然领导权思想，对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然，当时共产国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中共四大文件中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指出：“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周恩来对彭述之的评价，并不是对中共四大的完全否定。时隔19年，周恩来再次提及，说明周恩来一直在思考与观察。

    “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直到晚年，周恩来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这对于无产阶级认识自己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工农联盟的组织路线问题，团结一切力量。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工农的提出。1921年2月23日周恩来致信陈式周，立足中国实际，谈旅居英法的感受，说：“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1924年2月1日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创刊。在《赤光》第一期上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2月15日，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文章指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周恩来的早期认识。

    对工农结合的进一步认识。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1924年9月7日，为纪念“九·七”国耻日〔注〕二十三周年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的涵义有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10月10日，周恩来出席广州各界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并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商团，指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为镇压商团叛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15日，在工农群众积极援助下，革命军击溃商团军.显示了工农团结的力量。12月1日，周恩来撰写《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为广东平民教育委员会编写工人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曾到珠江小艇上与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教育工人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

    中共四大后，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925年3月6日，周恩来随军进驻揭阳。7日，作题为《国民革命的宗旨和三民主义的真谛》的报告，指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才能救中国，只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才能胜利。在揭阳期间，同中共秘密党员杨嗣震等谈话，告诉他们不久将要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要他们注意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中共党团组织，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动员较成熟的同志加入国民党，以扩大革命力量，争取先机。6月12日，东征军队回师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进攻。遵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在工农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广州政府转危为安。7月31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 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作中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法宝”的获得，是与周恩来在这方面杰出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事业的支撑。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也是毛泽东曾经赞誉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

    三、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支部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认为“中共‘四大’是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的历史起点，是建立健全支部制度的历史起点，也是党探索支部建设理论的历史起点。”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后任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长）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八十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秋，周恩来任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同年11月25日，周恩来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演说中着重批评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1924年7月20日，周恩来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可见，在欧洲学习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参加支部工作。

    党支部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都不完全清楚，为加强军事思想工作，黄埔军校建校之初党就设有直属支部，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将铁甲车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团。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选拔一批高素质的学员（大部分为党团员）担任排以上干部或班长，全团约2000人，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周恩来在独立团建立党支部，各连成立党小组，班、排均有党、团员，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根据广东革命政府授予的番号，该团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常被人们称为叶挺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重视支部工作，“支部建在连上”是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为后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

    中共五大后，周恩来回到广东，在海丰期间，周恩来领导重建海丰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并出席第一次会议，推荐彭元岳为书记推荐彭汉垣为海丰县县长。还同彭湃等研究组建海丰中共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及恢复农会和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问题。1925年3月中旬，派共产党员鲁易、杨石魂为中国国民党潮州、汕头、梅县一带党部特派员，方临川为普宁、揭阳一带特派员。他们到职后，一面做“国民运动的事情”，一面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中共汕头特支和共青团汕头支部随之成立。4月1日，彭湃等在海丰县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凝聚奋起力量，为后来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点燃革命希望党的基本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始于中共“四大”。但四大之前，周恩来在欧洲及回国后，支部工作在实践中丰富，完善。由此看来，发掘一个个支部工作建设的起点，讲好每个支部建设的故事，丰富支部生活，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结语：有学者认为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 国民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1908年周恩来10岁，曾到革新派人物的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后在南开中学读书，1916年10月上旬，周恩来参加全校演说比赛，题目为《中国现时之危机》，举行政治讨论，1918年他在旅日学习期间，2月19日日记中写道，在国内曾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非学德意志，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他通过对同样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观察，推翻了这一想法。“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1920年他在监狱中，5月26日，参加晚间演讲会，他们听时子周介绍世界政治革命史。1921年来到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的英国，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同年9月3日，撰写通讯《复辟声中之德意志》。文中详述战后德国政治的演变。1924年秋，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周恩来的早期学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这种洞察与践行，为27岁的他成功主持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