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11月，章士钊致信周恩来，提议聘请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2月，周恩来批示，要求具体研究落实聘任一事；在周恩来的关心下，1972年1月，张伯驹获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恩来从事各项工作和处理任何事情，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周恩来保护文艺人才的壮举，这种心灵的沟通，甚至是超越了时代。

    关键词：周恩来  张伯驹  关怀

    张伯驹是河南省项城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近现代享有盛名的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非常关心民主人士，关怀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发展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的身心健康，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和亲切关爱，拉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和周恩来之间的心灵距离。使包括张伯驹在内的广大民主人士感到无限温暖，倍感亲切。

    一、周恩来知道张伯驹先生是爱国的。

    1947年6月，张伯驹先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北平市联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而周恩来是了解这个组织的，与民主同盟人士的交往，为了开展统一战线，为了扩大民主运动，为了养成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下同其他党派合作的作风，早在抗战时期就开始了。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回到绍兴祭祖为名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勉励大家共赴国难，坚持抗战。4月底，到桂林。出席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他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干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林林、姜君辰等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些大多为张伯驹先生的朋友，周恩来与人为善、以诚待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1940年夏，梁漱溟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7月24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对梁漱溟等拟议中的民主同盟政纲可予赞助。梁漱溟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张伯驹先生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至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这一年，张伯驹先生在上海遭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绑架，经历了近八个月的时间才被救出。他们均是“宁折不弯”的。

    1942年4月15日周恩来和董必武联名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张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样既给了他们一个确实的出路，也是我们争取中间党派的绝好机会。建议中央加以考虑。4月25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民主同盟分子中如有不怕游击区的极端艰苦生活，有决心去根据地的，同意你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给以必要的帮助。以后周恩来即向章伯钧表示欢迎他们去苏北，也同意他们参加政权的想法，同时解释游击区经常受敌袭击，流动性很大，合作形式如何妥当需要考虑。从后来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回忆文章《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可见，张伯驹夫妇与她的父辈们是多年志同道合好朋友。父辈们的共同点有，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总的来说他们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让后人感到非常自豪的。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两字，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还决定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周恩来知道这个组织是爱国的，同盟成员是有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二、周恩来关怀文艺工作的发展。

    张伯驹是著名文艺人士。周恩来是懂文艺的。早在1913年11月17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被推举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多次参与话剧演出，演出《恩怨缘》时，周恩来在其中男扮女装饰演烧香妇。1920年5月4日，在监狱中，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表演清唱。

    一定要保护京剧人才。1905年，张伯驹随父亲张镇芳来到天津生活，居南斜街，入私塾读书；端午节在天仙茶园观戏，首次接触京剧。1925年，退出军界，在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挂职常务董事，并加入稊园诗社，开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1928年，深入生活，正式拜余叔岩为师，学习、研究京剧。1930年，张伯驹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委员会委员。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多次进行京剧义演，剧目为《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立即用行动响应周恩来发出的倡议。然而三年“大跃进”，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1963年3月24日周恩来召集夏衍、萨空了、马彦祥等人开会，提出：京剧非改革不可，要体现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出：一定要保护京剧人才，要尊重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后来文革给当时中国带来很大困难，1966年3月28日周恩来约林默涵、李琪、周巍峙谈话。了解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剧目等方面情况。这些给京剧爱好者极大的鼓舞。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保存好各种文物。文物，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为了护持国宝，周恩来主持多次文物工作会议。而张伯驹他不惜一掷千金，变卖“豪宅”也不改其志。1946年，购得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因此自号“春游主人”，并改称所居承泽园为“展春园”，购得赵佶《雪江归棹图》，以110两黄金购得宋代范仲淹书法作品《道服赞》卷；时隔十年后，1956年5月，将收藏的书画藏品中的8件捐献给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了褒奖状，张伯驹后又陆续向国家捐献了许多古代字画与文物；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赵佶的《雪江归棹图》等118件书画珍品无偿捐给了国家，实现了“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夙愿。内心深处的爱国情结。陈毅闻听后，深受感动。为此，文化部给张伯驹颁发了褒奖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显示了他的历史贡献。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张伯驹含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陈毅夫人张茜趁机向毛泽东介绍了张伯驹目前的困境。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国家应该保护啊！”这说明周总理处理问题是严格按实际情况办事的。

    三、周恩来是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地关怀，无论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资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或是对文艺工作者的食粮、医疗、健康疗养等具体问题，都是亲自过问，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环境，一一登门拜访，均近可能加以妥善解决。

    早在1944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召集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夏衍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和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动向。1948年11月，张伯驹在燕京大举办小型书画展，展出收藏的书画藏品；1949年5月13日，周恩来约请周扬、茅盾、夏衍等就新政协开会前先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文化工作政策问题，进行座谈。在会上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举行晚会，招待参加全国文代大会演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号召旧的新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一同向光明前途迈进。在文化界人士的推荐下，1950年，张伯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周总理先后批发的这些文件和作出的这些决定，在文艺界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体现了总理对文艺界人士的无比关怀。

    1951年4月2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周扬作的《文化都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说：在文化艺术工作中，政治标准应放在第一位，但同时要与艺术标准相结合。文化艺术不单纯是娱乐活动，它还有很重要的教育作用。1952年，张伯驹任北京盐业银行董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顾问，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总干事；另组织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任副主任委员；响应周恩来倡议的“文化都要注意加强政策思想的领导。生活锻炼对文艺工作者是很必要的，人民的生活是艺术工作者取材的主要源泉，演员应当到生活中去锻炼，作家最好的创作方法是到实际生活中去采访，整天关在屋子里写剧本是不行的”。开始撰写《丛碧书画录》，将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这一年，在燕京大学贝公楼大礼堂演出京剧《阳平关》，饰黄忠一角色。再次展示他在文艺方面方面的演出才华。

    1953年3月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改组文艺团体及改变作家生活制度的报告，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可行的。“关于改变作家生活制度一项，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先在文艺界酝酿成熟，然后有步骤有准备地推行。以期这种改变真正有助于改善作家的创作活动，提高他们的创作积极性。”这一年，张伯驹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长。从1957年到1982年，是张伯驹固守中华文化传统，“艺术工作者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有好的形式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内容通过好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队伍”，他的文化艺术活动是词的创作，“捕捉时代精神，表现典型人物，歌颂新人新事”，书法绘画艺术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尽管其人生累遭灾难，有周恩来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理解、指导、爱护，而愈显高骨气。

    1973年9月周恩来询问一些老剧作家、作曲家、导演和演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并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对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很熟悉，也很关心。凡是总理交办处理的问题，办理的结果，必须向总理汇报清楚，他才放心。并且还说，老一辈开创的道路，今后还要靠青年一代走下去，这是殷切嘱托。

    结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交往的故事。张伯驹先生的最后人生岁月，平静的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写字作画。1974年周恩来在病势日趋沉重、身体日见衰弱的情况下，仍时常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安排、业务发展提出具体意见。总理从来不说大话、空话，说了就办，办就办妥当、办彻底。这是总理对待各项工作一贯的思想作风。直到今天，文艺工作者以中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纪念缅怀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