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邓颖超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妇女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不少吧。我想，对周恩来说来，邓颖超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外号“伙夫头”的朱总司令

　　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皱褶的棉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中文好了。”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他的外表平平无奇，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自答是伙夫头，最终得以脱险。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淳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地慈爱，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微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啊！”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像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兴趣。1922年至1923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科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是过书斋生活，他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1925年，他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茵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待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以往所有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

　　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战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和学者的高度综合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报道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

　　朱德和毛泽东两人，有类似之处。例如，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有用之不尽的精力。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10岁左右，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

　　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褶。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以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剧场里。其实，那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大厅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做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艾格妮丝问我：“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毛泽东有无数的传说。和朱德一样，好几回都说他已经死了，报上甚至报道了他死亡的详细情况。可是毛泽东不仅没有死，甚而不曾负过伤，虽然他参加过很多次战斗。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里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折服。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经典的是他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作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未越出1900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的话，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素有博览群书之誉，看来是有根据的。

　　和其他烟酒不沾的共产党人正相反，毛偶尔也喜欢喝一点儿土制的味道不错的红葡萄酒，此外，还非常喜欢抽烟。我看见他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12点多了，他让“小鬼”送我回家。“请你好好看看延安！”他向我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朱德对着我嚷：“是不是觉得正在土匪窝里？”

　　我到延安的时候，好几个会议正在召开，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奉召来到延安。一天晚上，应马海德医生之请，李德的窑洞来了许多客人。“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啊？”朱德对着我嚷道。“国民党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众人听了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