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前，没听说过徐向前同志的名字。在鄂豫皖转战两年多，几乎每一仗都见到徐向前同志的身影。他经常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同甘共苦，对战士们的成长，潜移默化的作用可大了。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同志，是到部队的第三天，队伍转移，我看到一个干部站在路边上，又有不少领导给他敬礼、报告，就问一个老兵：那是谁？老兵告诉我：是徐向前军长。从此，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徐向前同志给部队讲话、作报告是常有的事，我们当战士的也能听到他的作战动员。部队驻下来，他就到下边来转，与战士聊天，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有时他还亲自检查战士枪支、弹药的保管情况。

    一次，他到我们班来，看到了我那支没有准星的枪，就问：这是谁的？

    我说：“是我的。”

    “你打过枪吗？”

    “打过。”

    “没有准星你怎么瞄准呀？” 我把枪拿过来说，让标尺的缺口对准枪管的正中，形成一个“三点成一线”，高低注意点就行了。当然，没有准星要打得很准也不可能。

    我说完，他把枪接过去试了试，点了点头。然后又摸了摸我的子弹带，里边只有几发子弹，其余都是高粱秆子，看起来鼓鼓的，他笑了笑，就走了。

    徐向前同志在部队、在根据地内，名声很大，威望很高，战士们都很崇敬他。他的威信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自己总结了两条：一是能带着部队打仗，不断取得胜利；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这完全符合我们亲身感受过的印象。他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架子，不搞特殊化，不居功自傲，和群众打成一片。

    我入伍后不久，徐向前同志率领红1师3次出击平汉路，指挥我们打了几个漂亮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30年6月至9月，先是袭占杨家寨、设伏杨平口，消灭川军郭汝栋一个团又两个连；继而围攻花园镇，全歼守敌钱大钧部一个团；接着又攻广水打信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这几仗，仿佛整个战场都是我们安排的，冲能冲得上，攻能拿得下，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场，让徐向前同志导演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前两仗打得非常出色，接连消灭敌人正规部队两个整团，这是红2 军组建以来的头一回，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提高了徐向前同志的声望。我们交通排不光传达作战命令，还传送胜利消息，真是鼓舞人心。

    那时，我虽是一名战士，但所接触到徐向前同志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印在脑里，记在心里，从心底里敬佩他。徐向前同志把“指挥员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作为一条硬规矩，并将这一条作为战斗总结时评价指挥员的首要标准。他自己立的规矩，自己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战斗中，他的指挥位置总是靠前。我们一看军长在前面，战斗士气顿长，个个奋勇向前。有一次，他正在前边指挥战斗，敌人的一发炮弹打在他前面三四米远爆炸开花，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让他趴下，他却若无其事，照常在那里指挥。还有一次，由于他指挥位置太靠前，一颗子弹打在他身上，幸好前面有层麦秸挡了一下，他又穿的棉衣，没打进去。他脱下棉衣看了看，弹头在棉衣里，没伤着。徐向前同志培养部队“狠、硬、快、猛、活”的过硬作风，不只在战场上，而且非常重视平时的养成。战斗间隙，除了宣传、组织群众，配合苏维埃政府建立各级政权和各类群众团体之外，就抓部队的训练，练射击、投弹、刺杀、队列动作，还搞夜间训练，经常搞紧急集合。我入伍后不几天就赶上一次紧急集合，我以为真的要出发去打仗呢，弄得很紧张，跟着班长就往外跑，到了外面一看那架势，不像是去打仗，才平静下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把子弹带丢下了。这使我接受了教训。从那以后，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行军作战，再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们部队从麻城往黄安开进，当地群众说：麻城到黄安，九十当一百三，会走走天半，不会走走两天。徐向前同志不信这一套，他率领部队硬是一个夜晚从麻城赶到了黄安，打破了当地的习惯说法，比“会走”还会走。过硬的作风就是这样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与战士同甘共苦，是徐向前同志赢得战士们崇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时部队很苦，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盐运不进来，粮筹集不到，缺盐、缺粮、缺菜，日子就更苦了。我入伍三四年没盖过被子，有时弄到一条被单子，没几天就撕扯烂了，编成辫子编草鞋穿，倒是很耐穿。冬天，晚上冻得“当团长”是常有的事，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到外面跑一阵子，有时几个人凑到一起，烧一堆火烤一烤，这一夜就算过去了。这时徐向前同志的生活，比我们普通战士强不了多少，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他不搞特殊化，也没有专门的火夫和小灶，和大家一起吃苦，共同战胜困难。

    徐向前同志指挥带领部队，打了不少大仗，取得了不少胜利。他巧妙运用长途奔袭、运动歼敌、夜袭孤军、围点打援等战法，奇取智夺，节节胜利。打得最漂亮的，是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第三次重兵“围剿”。1930年底至1931年春，红军集中作战八九次，歼灭蒋介石的“围剿”大军15000多人，活捉敌34师师长岳维峻，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捉到岳维峻那次，我们得了不少东西。战后听干部讲，岳维峻怕死，对徐向前同志说：“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岳维峻的太太也托人传话，要拿出几万元赎他。徐向前同志等红军领导人商量后提出要20万套军装。岳维峻的太太送来10万套军装和大批银元。这给部队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穿衣、吃饭都有了很大改善。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是徐向前同志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进行的。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8个月时间里，先后打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大战役，打败敌人15个师的“围剿”，共歼敌6万多人。

    在反“围剿”作战期间，我们传令兵干得非常起劲，传达作战命令，递送胜利消息，也直接参加了不少战斗。有一次打麻城外围的一个据点，叫斗博山，是我们排当突击队。那是1932年的7、8月间，天气很热，我们冒着酷暑往上冲，很快就把据点里的敌人消灭了。打下据点后，发现河里有敌人的竹排队，正在运送给养，我们又往河里打，消灭了押运给养的敌人，缴获了四五个竹排的白面大米。当时管这叫“洋面”、“洋米”。我长那么大，头一回吃上那么好的米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