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迅速壮大和根据地的猛烈发展，威震全川。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给军费200 万元，枪万余支，子弹500万发，飞机18架，发动对川陕边红军的围攻。

    刘湘于10月4日宣誓就职后，纠集蜀地各路军阀110余个团30几万人，兵分6路，从西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里弧形战线上，向我根据地发起进攻，狂妄宣称，要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红军。

    从1933年12月中旬，敌向我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到1934年4 月第三期总攻结束，我军依靠山区地理和群众条件，节节阻击敌人，在4 个半月的阻击战斗中，歼敌3.5 万人。

    1934年1月，在反击敌人第一期围攻的紧张时刻，我被调到新组建不久的第35团供给处任政治指导员。为什么调我去呢？我想，大概是由于我是比较老的战斗骨干，在交通队比较重视做新战士的思想工作，在总医院治疗期间，学习上抓得紧，政治、文化水平有所提高。

    本来，交通队的战士出去当干部，是常有的事。早在1931 年12月20日的黄安战斗中，我到2营传达作战命令，在激烈的战斗中，5 连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营长临时指定我代理连长，战斗胜利结束，我回到交通队，仍然担任传令兵的工作。但是这一次并不是临时代理，而是正式任职，我深深感到自己担子的沉重。

    那天，我到35团报到，先见了团长张德发、政委刘松清。这两位领导以前到师里开会见过，都认识。他们对我表示欢迎，简要地介绍了供给处的情况，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

    他们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没当过指导员，没有经验，怕干不好，辜负领导的信任。”

    他们鼓励我：“你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从鄂豫皖苏区来的老战士，放心大胆地干，工作经验很快就会有的。”

    供给处有五六名干部，不到两个排的战士。平时，军师经理处拨给一部分经费物资，作战激烈时，有些物资还要自己筹措，任务十分艰巨。我到供给处以后，一方面主动配合处长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工作。

    首先，调查分析每个人的情况。万源保卫战期间，在激战连续不断、伤亡比较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部队的情绪有点不稳，有的部队还有开小差的。我每天都跟战士生活在一起，抓紧时机和战士谈心，没几天，就掌握了每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以及入伍后的表现等等情况，登记在《红色战士调查表》上。对那些思想基础差的，多接近，多鼓励，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树立前进信心。有几个从川军解放入伍的战士，刚到供给处时，感到红军吃不饱，生活苦，情绪不高。我就同他们讲两种军队、两种性质、两种前途，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流血受累是为了穷苦百姓，不是为当官的卖命当炮灰。他们思想觉悟提高了，精神面貌很快改变了。

    其次，注意处理好自己与党支部的关系，重点做好党员、骨干的工作，发挥他们在各项任务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联络员、宣传员作用。自鄂豫皖以来，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领导和党委、支部并不是相统一的，军政领导不参加党委、支部工作，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也不参加支部工作，支部委员会由战士党员中的骨干组成。所以，政治指导员处理好与党支部的关系，依靠他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抓紧自己的学习。那时，上级政治机关编印了许多通俗教材、读物，譬如《连指导员须知》、《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干部必读》等等，通过学习这些文件，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学会工作方法，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在反六路围攻期间，部队有了较大伤亡，这时军里适时作了整编，29团和我们35团撤并到其他部队。1934年8月我被调到10师34团供给处任政治指导员。经过10个月艰苦英勇的战斗，红四方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总计毙、伤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不久，部队转入整训，又作了必要的组织调整。在这次整编中，我主动要求回到班排工作。为什么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打仗才是我老本行，做后勤工作、政治工作，总不如打仗那么痛快。只要能打仗，当不当干部都没有关系。团领导慎重研究后采纳了我的意见，经师机关同意，1934年9月我又回到第10师交通队当班长，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1月，我们听说中央红军将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运动，以作积极策应。为此，红四方面军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先以12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北移，创造我军主力在苍溪南北地区西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我们师参加陕南战役，首先攻打川陕要道上的宁羌（今宁强）。宁羌城高墙厚，守敌一个团，防备充分。2月3日，在扫除外围据点、第一次攻城受挫后，上级决定派我们交通队为攻城突击队。这是我回交通队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我们班是突击队的尖刀，冲在最前面，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每个人都使出了看家本领，猛打猛冲，从城西南角搭云梯爬上城墙，打开城门，部队冲进城中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一连歼灭了几处要点上的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人弃城往北溃逃，刚好被预先埋伏的34团截住，敌团长杨竹荪被活捉。

    第二天，我师继续北进。10多天时间里，我军先后占领了宁羌、沔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5千余支。陕南战役的胜利，成功地调动了嘉陵江沿岸一带敌人向北，为我军渡江西进创造了有利时机。战役目的达到，部队回师川北。

    1935年2月中、下旬，我们4军在旺苍坝东北一带休整，同时担负方面军侧后安全保障任务。这时，传来了一个重大消息，说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中央领导人作了调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全权负责处理军事指挥工作。还说，毛泽东同志料敌如神，用兵奇巧，指挥部队接二连三打胜仗，中央红军很快就能到四川了。
突破嘉陵江之前的10多天里，我们交通队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我带领我们班抓紧时机开展小群练兵活动，对个别不会泅水的给予重点帮助，使全班每个人都满怀信心地投入渡江战斗。

    3月28日晚，渡江战役发起，在苍溪塔子山附近的百里江段上分3个地点强渡成功，部队向敌纵深及两翼发展攻势。4月16日，我们10师进抵距梓潼七八十公里的地区，为了顺利拿下梓潼县城，师长派我带人先去侦察敌情。

    那天晚上，月色朦胧，我带了两名四川籍战士，顺着山林向梓潼方向前进。这一带和川北的地形不同，山不高，也不险，山上山2 下长着一片片“张飞柏”。我们3人跑了五六公里，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抓回邓锡侯部的一个士兵，从他口中得知，梓潼驻有邓锡侯的一个团，另外有反动民团七八百人。敌人以正规军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守城内，以一个营置于城外西南几里处的一个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