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建湖水乡走出去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何加正，70年代作为时代优秀青年，大学毕业后走进《人民日报》，先后担任记者、编辑、部门负责人、人民网总裁。一干就是36年，直到2010年退休。36年，何加正充满激情。用满腔赤诚为党报讴歌，为人民代言，赢得一个个荣誉，一枚枚奖章，记录着何加正春去秋来的从记岁月。36年，何加正不忘初心。他用超群的智慧书写青春之歌。当年《人民日报》的那一篇篇社论、评论、言论及关于“三农”问题重大事件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代表亿万农民的心声。36年，何加正砥砺前行。曾担任中南海1号“记者”。跟随总书记采访重大国是活动。香港回归，他见证庄严一刻，领导视察，他出色完成一次次重大采访任务。本报从今天开始分期刊登《记者人生路漫漫》长篇通讯，介绍何加正的从记往事。以飨读者。

    三十六年，弹指一挥间。谈起这段过往人生之路，何加正十分淡然。 “感谢《人民日报》成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挥洒人生的舞台。在这里受到了品格的熏陶，情怀的升华，责任感的磨练和岁月的洗礼。”名利地位对他早已淡薄，做事是他一辈子的追求。他指着成箱的各种荣誉证书和一堆奖杯、奖牌不无感叹地说。

    新闻界当时所有的荣誉差不多他全部有了，是人民日报获奖和获得荣誉最多的记者之一。他是我国新闻界最高成就奖范长江新闻奖第三届获奖者，当时《人民日报》获此殊荣的仅有三个人。他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称号，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二个获此荣誉的人。转入人民网后，获得 “新媒体十大领军人物”、“创新人物”等种种荣誉。

    悠悠岁月情，漫漫人生路。回眸往事，何加正对人生感悟颇深。七十年代，从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大院的那一刻起，何加正就暗暗立下要在这里服务终身的夙愿。时光飞逝，转眼三十六个寒暑过去，《人民日报》社早已从王府井大街搬到了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何加正跟随大院转移，也从一个理想少年，不知不觉走进退休人员行列。

    在《人民日报》，他经历了三段人生。前二十六年有两段，一是从事经济报道。他从一个刚入门的小编辑踏踏实实做起，成长为经济报道掌门人，主持经济部全面工作。二十六年中的后十年还兼负起“中南海记者”重任，负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要活动及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报道，这是他又一段人生。再一个十年，他临危受命，转战互联网，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担任人民网首任总裁，总编辑，为党中央机关报向新媒体进军，立下汗马功劳。

    路漫漫其修远兮。纵观何加正从记的人生之路，有过多少往事，令他感慨万千，有多少记忆使他难以忘怀，所有一切成了他从记人生永远的骄傲与自豪。

    充满挑战的评论社论之路

    九十年代前后，《人民日报》那一篇篇经济方面的社论、评论、时评，引发亿万读者广泛关注，更是党和国家高层决策的发布令。而这些社论、评论，其中相当一批均出自何加正之手。对编辑个人来说，不在评论部，写评论、社论是件最吃力不讨好的事，社论出来了，连一个作者的名字都没有，谁知道是你写的？更何况也没有人想知道。这就首先向记者提出挑战。自从走进《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何加正一头扎进农业、农村报道，曾经的文学青年，人生追求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他是从苏北农村大地上走出来的青年，最知道农村的艰辛，农业的不易，农民的疾苦，深深被农民的命运、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未来所吸引。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步步走进了现实当中，成为一个实践者、思考者、助力者。关注现实，研究现实、理性思考慢慢成为他的习惯。中国新闻奖设立后，《人民日报》第一篇获得一等奖的社论《千万不可忽视农业》，获奖者就是何加正。这篇社论发表于1992年。我国农村经过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洗礼，粮食多年丰收，初步解决了困扰我国数千年来吃饭问题以后，整个社会沉静在一片“松口气”和“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乐观氛围中。随着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农业逐步被忽视。新的问题在农村迅速积累，农村纠纷不断，农民利益受损，农业生产热情消退，粮食生产遇到瓶颈。农业部门虽苦苦支撑，但整个社会和众多政府部门缺少响应和支持。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仅农村改革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也会受其严重影响。何加正敏锐的看到了这个现象，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怀着高度责任感起草的《千万不可忽视农业》社论，经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助力，适时在一版重要位置推出，为社会及各级干部重新认识并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扭转大局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何加正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作用，是《人民日报》的地位、性质所产生的影响力。”当改革开放大潮在全国各地涌动，招商引资热火朝天时，何加正及时看到各地各级干部为当地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但不少地方，这种发展并没有给农村、农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农民收入停滞不前。如何解决这一“两张皮”问题，他思考良久，认为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和安排发展，还是把政绩放在首位来考虑，对领导干部是个考验。因而何加正又及时推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奋斗》社论。社论的观点年底被吸收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成为重点强调的问题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每天都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群众的创造，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同时，泥沙俱下。这一切，对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是考验。他说，新闻人只有将个人自觉融入到大潮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感谢《人民日报》这个平台，将自己融入到了这个火热的年代，为国家和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他说，评论是每一家报纸的旗帜，社论尤其如此。《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地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何加正说，在研究思考三农问题，发现问题，主动撰写社论以外，更多的社论、评论是配合中央精神而撰写的。九十年代，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社论差不多均出自于何加正之手。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例，他说，一般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天晚上报到，九点左右，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牵头，《人民日报》、新华社各一人参加，商量社论和消息问题。惯例是新华社负责消息，人民日报负责社论。由于会期不长，消息和社论必须在会议结束第二天同时见报，所以很紧张。尤其社论，还须留出一道道审批时间。何加正说，有一次出了例外，第一天晚上，居然没有人通知他开会商量，第二天大会开始了，仍然没有人找他。直到晚饭时，新华社记者才悄悄告诉他，说社论有人写了，但没通过，老段快急疯了，让你赶紧救个急。老段是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负责会议的文件材料等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会期还有一天，只有一个晚上了。因为白天还有一系列程序，稿件最后总理审后，总书记终审均需要预留足够时间。“我只好开夜车了”，当时还是用稿纸手写，整整大半夜，大约到凌晨三四点，终于完稿。“稿子被新华社同仁拿走。早晨何加正去餐厅吃早饭时，走廊里正好碰到匆匆吃完饭的老段，他一把抓住何加正的手，使劲握着”。稿子显然已经“过关”。其实，这种情况在何加正新闻生涯中不止一次遇到。他不禁说起早年的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一个炎热夏天的傍晚，报社值班室通知他领个证件，说“明天中午到北京站某号站台，上某列车去北戴河”。什么任务，做什么，不知道。第二天他准时随中办、国办工作人员乘火车一起来到北戴河疗养院，但仍然不知道来干什么。直到晚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才告诉他，国务院要表彰十六位黄淮海平原开发成绩突出的科技人员，并邀请他们到北戴河疗养，需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时间紧任务重，没有任何退路，必须交好答卷，完成任务。他回到宿舍，摊开稿纸，连夜疾书，大约到凌晨时分终于完成。当日上午九点准时将稿件带到会场交给国办杨雍哲。一会，老杨高兴地过来告诉他，说评论顺利通过了，正在打印，待审后即可发回报社。当时，那种轻松和高兴心情令何加正真的难以言表，那是一个新闻人特有的对业务和职责追求所产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从此之后，陈俊生每次见面就叫他“小何”，同时，他与杨雍哲也成了朋友。1989年冬，中央在山东济南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刚上任不久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参加，何加正是《人民日报》唯一参会记者。会议的前一天下午，邵总问：“按惯例《人民日报》是不是需要发篇社论？”何加正说，是的。邵说，那你起草下吧，何加正回宿舍后马上起草，第二天一早交稿，邵社长略作修改，随即交会务组打印后送审，当晚发回报社。他说，有人认为写社论无名无利，一般人不愿做，而何加正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名记者的责任。愿做铺路石，甘当“无名英雄”，这是早已成为何加正的习惯。

    有着深厚感情的农业和经济发展之路

    我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曾经号称十亿人口九亿在农村。人民日报农村部一直是被高度重视的部门。五六十年代，许多重要的编辑记者都在农村部呆过，参与过农村报道。何加正说，直接领导我的前辈，先有带点传奇色彩的“三八”式老新闻工作者李克林，后有新四军老新闻战士季音，以及曾经是刘少奇同志秘书的姚力文，他们都有着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是把新闻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联，带有天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可能和他们当初投奔革命的初衷有关。是他们在无形中影响着年轻人，影响着我。农村报道为什么难？何加正说，不是难在新闻写作上有什么区别，而是难在对国情的了解，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把握，对现实情况和国家政策的熟悉，对农村农业发展趋势以及全国各地农村千差万别情况的掌握。有了这些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三农”问题报道者。《人民日报》业务部门实行的是编采合一的体制，以编辑工作为主，采访为辅。出门是记者，在家是编辑。日常大量的工作是编辑来稿，组织版面，撰写评论，联系国家相关部委和机构，参加有价值的活动，做好策划等等。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抽空安排一些时间出去采访，特别是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题材，编辑部会派人专门采访。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何加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往往带着独特的眼光发现问题，站在国家层面思考问题；用宏观思维探求微观，从微观中研究宏观。八十年代中期，他利用到杭州开会的机会，去义乌采访。他说，当时的义乌县城和大多数县城一样，很小，仅有一个丁字街。县城边上小商品市场还是一圈简陋的小棚子。他和摊主聊天，和市场管理人员探讨，对周边加工袜子的农户采访，回来写成稿件，题目叫《建座市场不亚于建座工厂》。写的虽是普通商贩、基层群众和所见所闻，很有现场感，但却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落脚在一个大政方针上。发表当天，有人在评报栏为此文叫好。报道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领导人对市场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期，没有感知到它其实已是一个现代化的起点，报道起了很好的宣传和引导作用，在不少领导干部中引起反响。今天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是一个国际化的存在。何加正为此甚感欣慰。为了推动有形市场建设，为整个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后来，他围绕这方面连续做了许多报道。1986年，湘粤两省发生生猪大战，何加正和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前去调查考察，回来连续发表三篇报道，《是“紧”还是“松”》《给新机制更宽的生长领域》《放开与封锁之间》，以点带面，对我国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在社会引起广泛反响。九十年代，到辽宁采访农业开发，回来连续发表了《农业，给辽宁带来了什么？》、《开发，向人们展示了什么？》、《农村，和城市结合还是分离？》三篇重头报道，同时配发他起草的评论员文章《经济发达首先要农业发达》，向工业省份提出了警示，将报道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000年，到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江阴市采访，在大量经济数据面前，他同样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其放到了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苏南模式中进行探讨，发表的《从“江阴板块”看“苏南模式”新生》报道，不仅拓宽了主题，更大大提升了报到的层面，引发更多关注。人民日报一位同行当天对他说，我们老家常熟也不错，你什么时候也来这么一篇？最得意的还是何加正1998年对广东高州的一次采访，不长的采访时间里，县里有关部门给他报数字，然后领他看漫山遍野的荔枝树，拜访农家，走访市场。当时，面临最大问题是荔枝不易保存，销路有困难。如果就事论事的写，最多写篇记者来信，帮助呼吁下。何加正却横向从珠三角和全国更广泛范围，纵向从中国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更高层次进行思考，写出《跨进大市场的门槛》这样一篇具有普遍意义的报道，被《人民日报》发表在一版突出位置。文章发表当日，何加正作为随行记者正随总书记在安徽考察，负责安排总书记活动的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华建敏看后，专门向何加正询问了高州的一些情况。后来，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在高州发表了“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不久，高州县委书记见了何加正开玩笑说，“是你把总书记引到高州来了”。何加正说，做经济报道，特别是农村报道，你胸中一定要有大局、全局，要对情况很熟悉，要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研究，否则，很难做一个称职的农业新闻人。何加正是最早一批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人，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由当时的农村部主任季音，工商部主任林晰，各带一名年轻记者组成四人采访组赴美国、日本采访考察。何加正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他触动很大。当时的差距太大了，一切不是那么新鲜，他是带着中国的问题来采访的。三周时间，由旧金山到纽约，到华盛顿，由亚特兰大到底特律，一路上马不停蹄，采访农业部、农场主，考察城市市场、农业研究所、农业院校、大农场、食品加工厂、新闻机构等等，可以说满载而归。回来后，他写了《美国农业见闻》一稿，季音说，你送给国际部主任蒋元椿看看。老蒋也是新四军老新闻工作者，有长期国际报道经验，看后亲自跑到何加正办公室，当面说，你能不能多写几篇，写成系列？受到老蒋鼓励，何加正一口气写了五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绍了美国现代化农业现状，这是最早一批系统介绍国际农业的报道，对开阔国人视野，了解现代农业起了很大作用。多年后，还有农业战线人员向他提起这个系列报道。走上经济部领导岗位后，他除了指挥、策划、安排工作外，始终坚持参与各种报道。1996年，他带头策划的一组《来自水的报道》，自己写了第一篇《今天，我们怎样认识水？》。事后，水利部将其集结成册，专门出版。

    老新闻工作者的引领之路

    何加正说自己很幸运，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一个好平台，一个好领导，一个好老师。好平台是人民日报。好领导首先要数在新闻界，在国家农林界受到广泛尊敬的李克林，人称李老太。她高尚的品格，奉献的精神，求实的态度，仁爱的心肠，和淡薄名利的一生，无形的影响和教育了我们，从她的身上我学到很多。她总是无私地帮助和提携年轻人成长。在那个户籍迁移极其严格的年代，还千方百计将自己分居两地的爱人从江苏苏州迁到北京。好老师有多个，对自己影响最大的，除了李老太，还有就是农村组老编辑钟立群。他清楚地记得，到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办公楼报到的第一天，是李老太将他领到隔壁办公室，指着一位老同志说，你就跟着老钟吧。从此就跟上了“钟师傅”（大家习惯这样叫他）。老钟当时被号称人民日报“两支笔”（指编辑）之一，稿件经过他的手，宛如“水洗过”一般，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组的版面也是美观大方。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有编辑过度之嫌，但不管怎么样，他那高超的编辑水平和极其严格认真的编辑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当时，办公室就我们两人，我的编辑基本功是从老钟这里开始的。老钟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当了导师。还有一位接触不多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是副总编辑安岗。1978年2月，中国开始走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第三次全国农机化会议在山东现场首开，何加正作为一位年轻记者随副总编安岗一行参加。安岗是新闻界老兵，人民日报一建立就是副总编辑，同仁们都知道他思维极其敏锐，“一会一个点子”，以致一些老一点的同志告诫年轻人说，老安布置的任务，你千万不要立即动手，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后，肯定会有新点子代替旧点子。当然，这说法有些过头，但他确实点子多，也就是想法多，脑子一刻不停，绝对是个优秀的新闻指挥者。从济南，到烟台，到潍坊，一路开会，一路参观，快结束时，安岗说，小何给你个题目：《潍坊能成为中国的动力之乡吗？》。我当时一愣，随即说好啊。他说，回去你查查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曼彻斯特。这是我进入报社后第一次接受这么大题目的稿子，第一次知道稿子还可以这么写。回来后，我思路大开，很快写成了四千字的稿，用事实和数据说明，大时代来临了，中国就像当年的英国和美国一样，需要有个机械化起点，潍坊初步具备了某些因素，能够成为中国的动力之乡，值得推动。他看后，说你马上送给郭龙春看下。郭龙春是记者部专门负责给记者编辑稿件的老编辑，“两支笔”另一支笔就是他了。郭龙春看后仅有几个字面改动，拿着稿件到经济部找小何，说很好，他没有什么意见。可惜当时形势有点复杂，由于种种原因，稿子最终没有发出。但这次经历，却使何加正终身难忘。它告诉何加正，在《人民日报》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需要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让他一开始能够有个高起点，他十分感谢安岗老前辈。稿件小样（指铅字打印出的原稿）何加正一直珍藏着，后来办公室搬来搬去可惜丢失了 。 “平时积累很重要”，何加正说。做农村报道，有一个知识、经验、情况、理论等各方面的积累过程，积累需要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难于其他领域的原因。想起刚入报社，上夜班、编稿件、组版面的同时“翻麻袋”的日子，何加正不禁无限感慨。他说，翻麻袋实际上是选择来稿，这是一个非常琐碎而又耗时的事情。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稿件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向人民日报飞来，尤以农村来稿最多，差不多一周有好几麻袋，需要年轻人三天两头到群工部去搬。由于人手有限，处理这些稿件是极其头疼的事，除了几位老同志，部里要求大家都分头处理。但总体上还是凭个人自觉。何加正一有时间就“钻”在麻袋里，甚至放弃休息时间去翻麻袋。对他来说，这里好像就是一个农村大世界，荡漾其间，乐趣无穷。在这里选稿件，写按语，加编后，配评论。他说，他就是从这里起的步。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势必耽误自己写稿，但最终能够成就自己。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年轻人一定不要急功近利，要沉得住气，甘于寂寞，修炼自己，积累自己。

    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采访之路

    九十年代初，中央要求《人民日报》固定3个人作为常备名单记者（也被称着中南海记者），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以及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报道，何加正是三人中的一员。平时工作不变，进入常备名单后，有事随叫随到。主要工作有：总书记在国内各地的考察，要随行采访；中央政治局需要公开的重要活动报道，比如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和党外人士座谈等；总书记等中央主要领导各类社会活动的报道；中央领导参加的各类大会、中央举行的重大活动报道等等，这些只能常备记者参加。这个名单仅限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几家。有些活动甚至仅限于三家。总之，是承担党和国家一些特殊的采访任务。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何加正说自己也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活动，做了多少次报道。总之，中南海大门是需要经常出入，国家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场所，如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也是常客。总书记外出考察，随叫随到。当时他还是经济部副主任，一度主持经济部工作，即使很忙，也要照常承担这些报道任务。有时候，下了夜班，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赶到领导人活动现场。何加正说，能够参与记录历史，再忙也感到充实，对国家，对自己都是一个交代。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文汇报专门采访何加正，请他回忆十年前激动人心时刻，发了一整版。这是他参加报道的众多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中较为特殊的一次。1997年7月1日前夕，为了给香港回归盛大活动做好前期报道，让全国人民更深切了解香港，人民日报组建了由两位副总编辑带队的采访队伍，到香港做前期采访，何加正是其中一员。回归盛典即将临近时，正在香港采访中的他忽然接到报社通知，要他立即返京，说中办通知他随中央代表团采访。人已在香港，问能不能不回？答复是不行，必须回来。不得已立即买机票回京。到家已经很晚，第二天天一亮，到了机场指定地点。中央代表团人数很多，第一架专机由钱其琛副总理带队打前站，已提前出发。第二架专机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三架专机是国务院总理李鹏，“我被分配在第三架”专机，他说。专机第一天先飞深圳，第二天，也即6月30日，天空下起小雨，直到中午还没有通知集合出发，大家耐心等待着。据说，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在商量怎么过去香港。有三种方案：陆路汽车，水路轮船，还有就是空中飞机。最后好像时间不等人，通知大家立即登车去机场。深圳和香港紧挨着，深圳机场到到香港启德机场，也就是十几分钟时间。两架飞机均是波音747大飞机，机身庞大。飞机冒着小雨，贴着山头，感觉还没有起飞就着陆了。启德机场一片紧张，待我们下得飞机，前面的人已全部被接走，剩下一两辆面包车等着。上车后追着赶着赶到驻地酒店，放下行李后立即下楼发现大队伍已经全部去了会展中心主会场。整个程序几乎是按秒算的，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看到一辆面包车在酒店门前停着，有个电视里见过的好像是外交部的人上了车，断定他们一定也是去会场，就跳上了车。幸好，大家以徽章为标志，认不认识无关紧要。到了会场，保安极其严格，过五关斩六将，才和大家集合到一起。我们几个记者是必须紧随总书记的，其他不管。随后，各种会见，各种仪式便一个接一个开始了，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大家跟着一个场地到另一个场地，马不停蹄。包括各国政府代表团会见和仪式前期的活动。直到午夜政权交接仪式活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仪式、特别行政区政府宣誓仪式等等，何加正和其他几位记者没有喝口水的机会。那时信息传输条件还不如今天，发稿要走出会场，出去时必须有一个港方安保人员陪同，否则回不来。他说，交接仪式那一刻，站在现场，每一个人都激情满怀，他作为见证者，一股无名的自豪感不觉涌上心头。此后，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几个团体的接见，整个活动直到凌晨方才结束。刚松口气，工作人员通知大家立即回酒店取行李去机场返回北京。他提出《人民日报》采访团队还在香港，我们任务还未完成，能否留下继续采访，工作人员经请示曾庆红主任（当时中办主任），说所有人员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一起回京。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还是前一天在深圳吃的午饭，差不多20多小时了，没吃没喝，居然一直没有感觉。到房间收拾行李时方才感觉渴了饿了。没有时间停留，连住的房间都没来得及细看一眼，立即赶往启德机场。飞机上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丰盛的盒饭，吃的很香。说实话，作为“常备名单”记者，有时候其实很辛苦，要求也很严格。随叫随到不说，有时要作出许多牺牲。何加正说，但作为很多重要场合和国家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甚至参与者，还是很值得，很荣幸的。香港回归两周年，何加正又随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参加了庆祝活动。在随总书记国内视察的活动中，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11月，到贵州、广西的那次。他说，那次考察重点是扶贫。贵州高寒山区、广西大石山区属于喀斯特地貌，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山区老百姓世世代代处于贫困当中。虽改革开放多年，但经济发展的大潮似乎还没有从东部波及到这里，城乡基本都还处于贫困状态，条件很差。曾经是“大三线”的六盘水，一些“三线”老工厂已处于人去楼空。市里连好一点的住处都没有，只好把中央领导人安排在一家条件略好点的矿企办公楼里。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被安排到市招待所，两层小楼，每个房间两边首尾相接各放两张单人床，四人一间。没水没热，盥洗室连同厕所在楼层尽头，是典型的60年代基层招待所。省长吴亦侠曾是农业部副部长，我们相识，他一个劲向大家道歉，说条件实在太差，只能将就。大家说，没关系，有得住就行。这是真心话，来到贫困地区，现实让人心灵受震撼。一会功夫，吴省长亲自抱来几床棉被，分给大家，说夜里冷，一人加一条。再后来的一夜，所有人是在专车上过的，那是唯一的一次住在火车上，也算是一次体验吧。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何加正说，一次看电视里实况转播马拉松赛，镜头里风光优美，路旁建筑新颖，一听介绍，说是贵州六盘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显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懈努力，六盘水面貌已经大变。但愿总书记当年访问过的那些穷困人家也过上新的生活。随领导人考察，每一次差不多都很辛苦，都是马不停蹄，时间全部是按分钟计算的，记者们又必须走在前头。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刻，那次在东北三省考察，在长白山，晚上总书记还和大家一起卡拉ok。随同考察和参加领导人活动最重要的是，能了解了更多情况，掌握更多知识，这对做好新闻工作更为有利的。

    何加正说，他倾注26年心血于我国“三农”事业，无怨无悔。中途有多次“脱农”的机会，他都拒绝了。1985年，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举办面向全球华人的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农村部有年轻人去了。因人手紧张，借调他到二版编辑言论版。三个月后，时间一到他就回到农村部。当时的海外版总编辑谭文瑞挽留他，他说还是希望做农村报道。他说，如果不是又一个大潮来临，即互联网大潮，他还会满腔热情在这个领域奋斗下去。2000年，中央敏锐感觉到人类即将面临一次新的科技大潮，此刻，必须主动迎接它，掌握主动权，要求几家新闻单位全面进入互联网领域。人民日报编委会高度重视，何加正临危受命，从此走上一条新的新闻大道，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互联网弄潮儿，一干就是十年，直至201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