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什么似的,拍了拍江一真的肩膀,“哦,对不起,不该对你发火。”
江一真笑了笑,他理解白求恩的心情,同时也从心里感动。
但白求恩上前线的事情,却以一种“白求恩方式”解决了。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地跳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飞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棂子,落到院子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烤牛肉、冰激凌、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都有了!为了实现我的理想,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自己!”在场的人为之惊愕失色。可是复杂的问题却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第二天,江一真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马海德,白求恩显得很兴奋:“我要上前线了。”马海德早几年随斯诺一起到陕北保安,后留下来参加了红军,算是个老革命了,懂得一点“组织纪律性”。他笑着提醒白求恩说:“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白求恩不管这些,仍然嘻笑着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拄拐杖走路的残疾人道歉!”这就是白求恩的方式,白求恩的性格。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像统兵挂帅的将军一样,雄赳赳地率领着他那支医疗队出发了。江一真送行时,他拉着江一真的手说:“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岗位是在前线。希望我们早日在前线见面。”
重逢晋察冀前线,江一真跑步上前替下了不间断地工作40个小时的白求恩
江一真与白求恩分开后不久,就带领八路军卫生部的手术队出发到西线了。白求恩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约定,到五台山后,几次来电要江一真到晋察冀根据地,但江一真却因要救治伤员而无法脱身。1938年8月,江一真才回到延安。
1938年8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延安后方机关没有多少事,而最需要医务人员的是前线。于是向广大医务人员发出到前线去的号召。卫生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三个医疗队,由原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姬鹏飞带一队到新四军,现任部长孙仪之带一队到一二九师,江一真带一队到晋察冀根据地。
11月25日,江一真他们赶到了灵丘县下关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所在地。
这时,江一真得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广(灵)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将要打响。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枪声就是命令!江一真果断地决定改变原定路线,迎着枪声,赶往战场。
当他们赶到黑寺的时候,江一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正是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江一真吃了一大惊,原先他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江一真明白这可以为伤病员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他也深感要向白求恩医疗队学习。
后来江一真才知道,本来白求恩还要求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一些,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同意,才选定这里作为手术室。
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伤员的担架把庙门都堵住了。做手术的只有白求恩一人,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协助做麻醉手术的翻译也累倒了,助手给伤员输了血,被强令休息。庙里没有汽灯,只点着两盏马灯,灯光昏暗。江一真得知白求恩已经在手术台旁连续不间断地工作40个小时了。白求恩年纪较大,眼睛花,又连续熬夜,做手术看不清楚,还得用手电筒照着,还不时俯下身子查看伤口。外面是冰天雪地,而白求恩额角却沁出了汗珠,嘴唇干裂得出了血,透出口罩的眼睛布满血丝。
尽管久别重逢,但他们来不及寒暄。江一真顾不得卸下骡驮子架手术台,马上跑上前去,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白求恩已疲惫不堪,几乎站立不稳了。
12月7日,江一真从前线回到了杨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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