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游击战。我们的装备给养大都是取之于战，求之于民。军事理论有不少则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战术上也不太讲究，一般都是见机行事，“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然，也有死打硬拼的时候。记得我们后来曾经打过一个叫大山寨的地方。这个寨子是光山西南（现属河南新县）一带地主武装盘距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动的一个，处处与我们作对，不打不足以除心头之患。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之上，青石垒寨，墙坚沟深，易守难攻。我当时是攻寨的敢死队队长，看准了守敌枪少弹缺，带着队员们硬是往上冲。敌仗居高临下，扔石头，浇开水，砸尿壶，泼大便，把我们打了下来。接着，我们顶着桌子，裹着被子，舞着大刀再往上冲。在这次战斗中，我被敌人从寨墙上一杠子打了下来，连伤带摔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醒来了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很舒坦，就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就是幸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当了五次敢死队长，带了六七彩。那进的医疗条件很差，挂了彩一般都是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就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打仗用上了飞机、大炮、坦克，用上了导弹，激光，核武器，像当年这些近于冷兵器的作战方式，是显得太简单，太平凡了。不过，这些正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起家之本。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我年轻时去武汉，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感到真了不得，家乡的小河小溪才汇成了滚滚洪流。没有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就没有后来的运动战、阵地战，也不会有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总觉得外国这也好，那也好，别忘了自己也有传家宝，也有拿手好戏。

    仗越打越大，部队也越打越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连续粉碎了敌人“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了自己，不仅消灭敌人杂牌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而且能够成连成团地消灭敌人的正规军。一九三○年四月，我们红三十一师和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家红军第一军。我们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红一师。我在红一师一团任连长。

    这段时期我们打得仗相当多。打过杨家寨，打过杨平口，打过孝感花园，打过云梦县城，打过光山、罗山，还打过新洲、金家寨、六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一年元月，我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奉中央之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在第十师二十八团任营长。此后，我军主动出击，飘忽自主，克新集，袭柳林，出击京汉线，大战双桥镇，生擒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获得了鄂豫皖红军诞生以来进攻作战的空前大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部队再次扩编。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我在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团长。这时的鄂豫皖斗争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这短短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当班长，当排长，直到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从当战士打到当干部，我逐步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事。我们的指挥员都应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年轻干部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际锻炼。因为，战争不是儿戏，有无经验，在战场上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