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马岗许家洼(现属河南新县)。自古以来,河南和湖北为兵家用武之地。从我记事起,军阀连年混战,你打他,他打你,闹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贫苦农民“一年忙到头,还是精打光”,卖儿鬻女,颠沛流离,终年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一九二六年,大别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大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史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我们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我学过少林武功,还懂得一点军事知识,被选为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从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就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支农民武装号称拥兵数千,但经常作战的只有二三十人,称作炮队。平时发现有敌来犯,只要鸣土炮报警,就会四方呼应,八面来兵,连女和小孩也拿着木棒、竹竿,菜刀,赶来“呵嗬!呵嗬!”地呐喊助威。那时的武器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我们炮队有几支钢枪以外,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是主要作战武器。尽管如此,也能够对付反动地方武装的骚扰和进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叛变了,我们党内也有人跟着瞎嚷嚷:“你们以前闹错了!”尽管我们说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认准了一个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没有出路!
不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年十一月,在湖北省委和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这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党领导一部队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我们乘马区有不少同志则留在本地继续坚持着斗争。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有时叛变了。对于我和炮队的战友来说,也面临着关连身家性命的抉择。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世代为牛马的农民,腰杆直了,说话粗了,去县衙门里可以大摇大摆,有钱人见了点头哈腰,这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放下枪杆子无疑是纵狼入室,自引杀戮。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下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人死算什么?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与其鱼水相依患难与共;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可以利用地形任意回旋;加上与我为敌的土豪劣绅死的死,逃的逃,反动势力较小,坚持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据此,我们横下一条心,豁上一身剐,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一九二八年春,起义军重返黄麻,我们这支游击队即与他们会合。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我开始了在军队的漫长生涯。
我们那时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常常靠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长期吃这些东西,两腿发软,浑身没劲。但战斗却十分频繁,今天围个寨子,明天打个埋伏,后天再来个昼夜百八十里的急行军,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拼杀几回。尽管这样,大家并没有怨言,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当孬种。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大家常说:我们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我们经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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