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军第十六旅作战分队番号、兵力数量

    （一）作战分队番号

    依据王直、廖堃金、陈浩等同志留存史料，塘马战斗前，新四军第十六旅驻塘马地区作战分队有第十六旅特务连（又称警卫连）；第四十八团第二营第四、五、六连；第四十八团特务连；第四十七团第二营第五、六连、第四十六团第九连和第十六旅教导大队。

    另还有苏南保安司令部（第五、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的单位）的4个警卫连（约400人）（详见罗、廖《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一年概况报告》），因多是征集动员来的新兵，还有待训练提高，罗、廖首长将其暂不作为战斗人员看待。

    （二）担负塘马、王家庄阻击参战兵力数量

    根据王直《坚守戴家桥》回忆录称：“这里仅有我十六旅四十八团一个营和旅警卫连约五百多战斗人员对付当面之敌“。其他的第一手史料反映的数量与王直同志所说的数量一致。新四军在塘马、王家庄附近地域参战只有4个连（旅特务连、四十八团二营四、五、六连），人数约为500多人。

    四十八团特务连在塘马初战时，作为四十八团二营预备队，但一直没有加入战斗，后奉命担负掩护党政军机关的任务，但在前往戴家桥途中走错路，导致大部伤亡。四十七团二营2个连有没有参战，至今没有见到亲历者留存的真实史料来证明。王直同志有回忆四十六团九连在战斗发起时的参战记录 ，以及退出战场时俘虏日伪军的记录。旅教导大队除个别干部参加了战斗，大多数学员担负直接保卫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

    （三）坚守戴家桥时的兵力数量

    王直《坚守戴家桥》回忆录中说到：“廖、游两人很快把所有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集中到了桥头。人数是少了一点，一共不到九十人。”由此得出坚守戴家桥战斗的参战人数近90人，多数是四十八团二营六连、五连奉命从塘马、王家庄战场撤出，担负直接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的战斗员。

    新四军第十六旅塘马突围战斗序列

    二、新四军第十六旅伤、亡、俘和失踪人数

    史料反映，战后，新四军十六旅在塘马、王家庄地域打扫战场时统计（田芜等同志参与），新四军牺牲274人（272人埋在一个大坟包之中，罗、廖首长另择地埋葬）。军部给总部电文称新四军伤亡300余人（这只能依据十六旅电报上报的数字），这是塘马、王家庄战场牺牲274人，加上转移过程和戴家桥附近战斗伤亡人员约30多人（详见廖堃金《战斗在长荡湖畔》）得出的数字。

    尹学成等三人的《塘马战斗亲历记》回忆录称：“在张贤同志的努力寻找下，失散后集合起来的同志，共有一百来人。”由此得出，新四军参战分队人数约500多人，伤亡人数约300余人，失散人数就是约200人； 战后归队人数约100人，失踪人数就是约100多人，战斗减员总计约400多人。

    我方史料没有反映被俘人员情况，日方史料有俘我方人员75人的记载。如此规模的作战，一般分析，我方会有战俘出现。由于日方史料对塘马战斗我方伤亡统计夸大不多，75人的被俘可以统计到我方战损之中。我方战损总计约500人（包括伤、亡、俘、失踪）。

    塘马战斗是新四军对日作战最大的一次突围战斗（不是之一），这场战斗的我方战损，在新四军对日作战中是最多的，尤其是罗、廖两位军政主官同时牺牲，在新四军对日战史中是仅有的。但成功突围，保存了一批抗战的骨干力量，保住了当时江南唯一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没有丢失，敌人企图消灭我党政军机关，巩固其后方基地的战略目的遭到破产，这意味着罗、廖首长和新四军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所创造的功绩，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永不泯灭的一页。

    三、被围的党政军机关名称和人数

    根据有关史料记述，被围的党政机关单位名称和人数：

    （一）在塘马战斗中被日军包围的我党政机关单位有：中共苏皖特委机关、苏南行政监察专员公署（江南行政区第五、六行政区委员会合并后的名称），下辖江苏镇江、江宁、句容、安徽当涂抗日政府，丹南、金丹武行政办事处（第五行政区）；溧阳、溧水、金坛、武南抗日政府、宜武锡行政委员会（第六行政区）和苏南保安司令部（第五、六保安司令部合并后的名称）等，还有中共江南区委机关的人员（江南区委领导人都已过到江北） 。

    （二）在塘马战斗中被日军包围的新四军第十六旅机关和直属队有：旅部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旅教导队、战地服务团、医院、修理所、被服厂等（不含旅特务连）等。

    军地党政军机关人数总计1000余人，突围战斗发起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队分布在以塘马村为中心的附近19个村庄驻扎。

    党政机关塘马战斗突围序列表

    四、塘马战斗前聚集众多党政机关非战斗人员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因日伪“清乡”使路西北特委和第五行政区人员撤到塘马

    1941年9月6日，日军袭击驻句容的第五行政区机关，巫恒通专员被俘牺牲，行政机关人员撤往塘马地区。9月29日，日军袭击句容第五保安司令部，中共路西北特委书记陈洪被俘， 司令员樊玉琳等突围人员被迫撤到塘马地区（《王直回忆录》第121页，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10月上旬，苏皖区特委接到谭震林、邓仲铭电令通知，路西北特委与苏皖特委合并。11月1日在塘马召开了合并的会议。显然，两个特委合并的会议，是机关人员因敌人”清乡“、”扫荡“被迫撤到塘马后接上级指令顺势开的会。

    第二个原因：新四军内部原因使太湖地区党政军人员撤到塘马

    罗、廖首长生前1941年11月22日最后一份上报军部的报告（《第六师第十六旅一九四一年概况报告》）把原因说的很清楚：”五十二团一个营，进入太湖地区，奉师首长命令，与太湖游击大队合编成四十八团，编成了两个营，人数有五百人左右，在太湖坚持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时间八月下半月到九月）。在这一过程中。顾部（复兴）苏征西（原是国民党连长，投诚后任新四军太湖游击支队副司令，后又叛变投靠国民党军）叛变，把顾部全部带跑，顾本人被扣，送冷欣处。加上投顽的进攻，敌伪的“扫荡”，敌伪顽的造谣；主观方面，四十八团团长XX、政委XXX无信心动摇，特别是XXX的贪污腐化堕落，领导上的官僚，造成四十八团不团结的严重现象。特别与地方党关系不好，认为地方党是附庸；对太湖形势估计的错误，引起部队情绪低落，发生严重的逃跑叛变，四连二个班全部被消灭。因上述关系，主力放弃太湖，我们将四十八团全部西撤到旅部整训......“ （《新四军文献2》746-7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四十八团二营西撤，驻太湖地区的中共江南区委机关人员、江南区第六行政区机关及保安司令部的人员，还有部分下属县级政府机关人员等， 就不得不一同撤往塘马地区。

    在11月22日报告中，罗、廖还请示了第五、六行政区和两个保安司令部合并的事：”现职意第五、六两个行政区及保安司令部并名为苏南行署及苏南保安司令部，编成苏南警卫团，第一团不设团部直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该请示得到上级批复，于11月25日开了合并的会议。那种认为罗、廖首长是为了召开合并会议，而召集、批准人员到塘马是不正确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