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前，川军各派系各自为政。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川军总司令刘湘的倡导下，川军摒弃前嫌，决定出川抗战，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

    据统计，抗战期间四川累计出兵 350 万人，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 1/5，是出兵最多的省份，川军足迹遍布全国 13 个省份。

    一、川军出川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妄图吞并整个中国。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的侵略行径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的生存受到极大的挑战。

    在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川军将领和士兵也深受这种民族情绪的影响，认识到抵抗日本侵略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民国时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相互征伐，导致四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例如，军阀割据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得四川的交通、农业、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社会秩序混乱。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对各地军阀进行 “收编” 和 “整合”，四川军阀的地位和实力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川军将领们希望通过出川抗战，重新确立川军的地位和形象，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治话语权，摆脱在地方上的困境。

    1937 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在这种大环境下，川军作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受到全国抗战氛围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号召，也促使川军认识到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重要性。

    在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川军出川作战，既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防止敌人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大后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川军受到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二、川军出川路线

    抗战时期，川军出川的路线主要有东路和北路两条主要方向，以及一些其他路线。

    东路

    川鄂大道东下 ：1937 年 9 月，第二纵队由唐式遵和潘文华统率，包括第二十一军的 2 个师、第二十三军的 3 个师和 2 个独立旅，共计 26 个团，走川鄂大道东下，向宜昌集中，然后再前往武汉、汉口等地，部分部队后续又奉命开赴安徽、江苏前线。

    长江水道东进 ：部分川军部队沿长江水道东进，穿越重庆、宜昌等地，到达湖北、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如 1937 年 8 月，驻防贵州的川军杨森部计划 8 月底开始向东行进，经湘黔公路到武昌附近集结待命，准备增援淞沪会战前线。

    北路

    川陕大道北上 ：1937 年 9 月，第一纵队由邓锡侯和孙震统率，包括第四十一军的 2 个师、第四十五军的 2 个师和第四十七军的 1 个师，共计 20 个团，走川陕大道北上，向西安方向集中，之后转乘火车经河南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展开战斗。

    西昌北上经成都至西安 ：从遥远的西昌北上的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先到成都集结，之后北上出剑门关，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达陕西宝鸡，到宝鸡后再转乘火车到西安，经河南最终到达山西地区，加入前线作战。

    此外，部分川军部队沿湘黔公路东进，经贵州前往湖南等地，再转赴其他抗日前线。如 1937 年杨森部经湘黔公路到武昌附近集结待命。

    当年，川军出川的路线安排是根据抗战的战略部署和军事需求确定的。东路川军主要是为了支援华东、华中战场，如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北路川军则是为了参与山西、河北等地的防御作战，如忻口战役、太原会战、中条山战斗等。此外，川军还根据战局变化随时调整行军路线，如刘湘亲率的第23集团军原计划去郑州，后因作战需要转而集中到苏皖，参加拱卫首都之战。

    四川地形复杂，多山地、河流，交通不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给川军出川带来了极大困难。北路川军需翻越秦岭等崇山峻岭，由于汽车数量不足，大多时候只能徒步行军，且火车条件差，运力不足。第四十一军近两万名官兵沿着川陕公路，穿着草鞋或赤着脚，翻越秦岭走到宝鸡，再改乘火车前往西安。东路川军则面临长江及其支流的阻碍，如1937年9月，因大小两江山洪暴发，船运受阻，致使出川部队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后续虽航运条件好转，但轮船运力不足，又导致大量部队在重庆附近等候登轮。

    川军出川也是分批次进行的。1937年9月先头部队开拔，分为东、北两路，每路都有明确的部队序列和指挥官。第1纵队由邓锡侯和孙震统率，包括第四十一军的2个师、第四十五军的2个师和第四十七军的1个师，共计20个团；第2纵队由唐式遵和潘文华统率，包括第二十一军的2个师、第二十三军的3个师和2个独立旅，共计26个团。

    川军出川的陆路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道路狭窄、崎岖不平，车辆、船只数量有限，大部分路段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川军出川大多靠步行，长途跋涉数千里。北路川军出川时，由于汽车数量不足，大队人马只能徒步行军，近两万名官兵沿着川陕公路，穿着草鞋或赤着脚，翻越秦岭走到宝鸡，再改乘火车前往西安，整个过程耗时费力。从西昌北上的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路途更为坎坷，他们从西昌到成都集结后，再北上出剑门关。

    剑门关地势险要，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称，其周围山峰林立，道路狭窄险峻，行军速度受到严重影响。在通过剑门关的过程中，四十七军李家钰部需要小心翼翼地沿着悬崖峭壁行进，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深渊，造成人员伤亡。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达陕西宝鸡，之后转乘火车到西安，经河南最终到达山西地区，加入前线作战，全军到达山西时已经是 1937 年 12 月初了。

    三、川军兵源构成

    四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有着充足的兵源。在国家危难之际，四川能够为抗战提供大量的兵员，川军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当时四川人口众多，为兵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抗战前四川人口已达 7000 多万，庞大的人口使得有充足的青壮年可以应征入伍。

    抗战时期的川军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原四川军阀部队

    抗战前四川有多个军阀派系，如刘湘的第 二十一 军、刘文辉的第 二十四军、邓锡侯的第 二十八 军、田颂尧的第 二十九 军等。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军阀部队摒弃前嫌，统一整编出川抗战。其中，刘湘率领的部队成为川军的重要力量，在淞沪会战等战役中表现英勇。

    地方保安团队

    四川各地的保安团队也被纳入川军序列。这些保安团队平时负责地方治安维护，在抗战时期经过整编和训练后，补充到正规川军部队中，增强了川军的兵力。
自愿参军的民众

    抗战时期，四川民众抗日热情高涨，许多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军。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和社会阶层，有农民、工人、学生等。这些新兵经过简单训练后，充实到川军各部队中，为川军补充了新鲜血液。比如安县小学教师王建堂组织的 170 多名青年志愿者，就是川军新兵的来源之一。

    抽签征集壮丁

    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数量巨大，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据《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抗战八年间，四川省共征送壮丁 2578810 人，加上原西康省征送的壮丁 30938 人，以及特种部队和军事机关、学校直接在四川招募的壮丁等，四川实征壮丁数近 300 万人。

    1938 年国民政府颁发《兵役法》，四川于 7 月制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 21 条，规定了征兵的抽签方法等。1940 年 9 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抽签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抽签制度：“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很多时候“四丁也抽二”。

    壮丁征集工作起初有家庭调查、体格检查、抽签、征集、优待等程序，被征集者以公开中签为准。其中，18 至 30 岁为甲级壮丁，30 至 40 岁为乙级壮丁。但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些弊端，如保长设筒于庭，个别保长从中营私舞弊；有钱人则通过贿赂保甲长、征兵工作人员等，买通关系使自己或子弟逃避抽签和应征，承办征兵人员以征兵为敛财之道，导致抓丁卖丁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中签壮丁通过贿赂或其他手段逃脱。更有甚者，一些壮丁为逃避兵役，竟然采取自残、逃亡等极端手段，导致征兵数量难以保证，影响了前线兵力补充。

    四川壮丁征集抽签的漏洞带来了兵源质量参差不齐、社会矛盾加剧、征兵工作受阻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有权势或有钱人家子弟通过不正当手段逃避兵役，致使贫困家庭子弟中签比例过高。部分贫困家庭子弟可能因营养不良、缺乏教育等原因，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影响了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同时，一些中签者是被强迫入伍，缺乏战斗意志和保家卫国的热情，不利于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升。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四川壮丁征集在数量上仍居全国之首，为抗战提供了大量兵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川壮丁征集抽签制度大致存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1936 年至 1946 年）。到 1946 年，虽然没有明确资料表明抽签制度完全废止。

    四、川军编制与装备

    部队编制

    抗战初期，川军整编为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战。此后，又陆续组建成第三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四十三、第八十八军等部队投入前线作战。主要部队包括：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下辖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潘文华，下辖二十一军、二十三军。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是川军出川较早、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之一，在上海茂岭之战中与日军激战，后参加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

    第四十五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奉命苦守滕县，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为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是川军中训练有素、装备较好的部队，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全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山崎大队。

    部队装备

    川军的武器装备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部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总体而言，川军的武器装备在抗战初期较为简陋，多为地方自制或杂牌武器，性能和质量参差不齐。随着抗战的进行，虽通过缴获、进口和国内兵工厂生产等方式有所改善，但与中央军嫡系部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1、轻武器

    步枪 ：川军的步枪种类繁杂，主要有汉阳造、老套筒、中正式等。汉阳造是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军队使用最广泛的制式步枪之一，口径通常为 7.92 毫米，有效射程约 800 米，射速每分钟 20-30 发，工艺简单，性能可靠，在川军中装备数量较多。

    冲锋枪 ：汤普森冲锋枪是川军中较为先进的轻武器，不过数量较少，仅装备精锐部队。川军仿制的汤普森冲锋枪口径为 7.63 毫米，还有轻机枪式的汤普森冲锋枪，枪管长达 438 毫米，配备两脚架，可作为轻机枪使用。

    机枪 ：川军的机枪配备数量相对较多，常用的有机枪水冷式重机枪和轻机枪，如捷克式轻机枪等，其中国造 24 年式轻机枪仿自捷克 ZB-26 轻机枪，口径为 7.9 毫米，理论射速约每分钟 500-600 发，有效射程约 800 米，是川军步兵班排的重要支援武器。此外，刘湘部还从英国进口了大量刘易斯轻机枪，并进行仿制。

    2、重武器

    迫击炮 ：川军装备有 47 毫米、82.5 毫米等口径的迫击炮，其中 47 毫米迫击炮数量较多，可用于营连级的火力支援。

    山炮和野炮 ：川军在抗战初期山炮、野炮等身管火炮非常缺乏，既没有向外采购的记录，也没有仿制记录。到了抗战中后期，川军部分部队才陆续装备了一些山炮，如日式 47 炮等，但数量依然有限。

    3、其他装备

    手榴弹 ：川军使用的手榴弹有多种类型，但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手榴弹的性能不太稳定。

    大刀及刺刀 ：川军士兵常配备大刀及刺刀，用于近身肉搏战，在弹药匮乏或遭遇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4、观测器材及交通工具 ：川军的观测器材和交通工具较为匮乏，部分部队配备了一些望远镜用于观察敌情，交通主要依靠士兵步行，运输则多使用马车、骡马等。

    川军与中央军在装备上存在多方面区别，具体如下：

    1、轻武器

    步枪 ：

    中央军 ：以中正式步枪为主，还有部分汉阳造。中正式步枪口径为 7.9 毫米，有效射程约 800 米左右，射速每分钟 20 - 30 发，工艺较为精细，性能可靠。

    川军 ：主要使用汉阳造、老套筒、中正式等，汉阳造在川军中装备数量较多，此外还有大量四川土造的 “单打一” 七九步枪，甚至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清朝留下来的 “老毛瑟”，这些土造或老旧步枪故障率高，质量参差不齐。

    轻机枪 ：

    中央军 ：多为捷克式轻机枪，还有部分勃朗宁 1917 轻机枪等。其中捷克式轻机枪口径为 7.9 毫米，理论射速约每分钟 500 - 600 发，有效射程约 800 米，是当时较为优秀的轻机枪之一。

    川军 ：常见有仿瑞典启拉利轻机枪的川造轻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刘易斯轻机枪等。刘湘部的华兴机器厂可生产启拉利轻机枪，其 21 军武器修械所还能生产捷克式轻机枪，并从英国进口了大量刘易斯轻机枪。

    重机枪 ：

    中央军 ：主要有马克沁 1908 重机枪、民二十四式重机枪等，部分部队还装备有德国的 MG08 重机枪等，性能较为稳定，火力强大。

    川军 ：装备的重机枪数量相对较少，常见的有马克沁重机枪等，有些部队的重机枪还存在年久失修、性能下降等问题。

    手枪 ：

    中央军 ：主要使用毛瑟 C96、驳壳枪、 Colt M1911 等手枪，其中毛瑟 C96 口径为 7.63 毫米，有效射程约 1000 米左右，火力较强。

    川军 ：除了少量的毛瑟 C96 外，还有仿造的 “双枪牌” 手枪等，自制手枪的工艺和质量相对粗糙。

    2、重武器

    迫击炮 ：

    中央军 ：装备有民国二十年式 82 毫米迫击炮、美国 M1 式 81 毫米迫击炮等，性能较好，数量相对较多，一般一个团能配备 6 - 12 门。

    川军 ：迫击炮数量也不少，如 47 毫米迫击炮、82.5 毫米迫击炮等，一个师能有十几门到几十门不等的迫击炮，但大口径迫击炮数量不多。
山炮和野炮 ：

    中央军 ：一些部队装备有法国 M1897 式 75 毫米野战炮、德国的 75 毫米莱茵金属炮等，部分精锐师还配备有 150 毫米重炮等，炮兵装备相对齐全，一个炮兵营通常配备 12 门山炮或野炮。

    川军 ：山炮、野炮等身管火炮非常缺乏，既没有向外采购的记录，也没有仿制记录，整个川军中数量极少，基本没有像样的炮兵部队，前期作战中甚至没有重炮支援。

    3、防护与后勤装备

    钢盔 ：

    中央军 ：部分调整师等精锐部队头戴德式钢盔，如德械师等，但实际并非所有中央军都配备德式钢盔。

    川军 ：一般没有钢盔配备，少数部队可能有缴获或少量采购的钢盔，数量极少。

    4、军服与被装 ：

    中央军 ：一般能按时发放较为整齐的军服、被装等，包括棉衣、棉被等，基本能满足作战和生活需求。

    川军 ：被装极为简陋，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单被一条、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等，在北方作战时，几乎不能御寒，甚至有个别旅团长私自克扣被装。

    5、交通工具与通讯器材 ：

    中央军 ：交通和通讯器材相对较为齐全，有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有线电报、无线电报等通讯设备，部分部队还有飞机、坦克等机械化装备。

    川军 ：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严重匮乏，基本靠士兵步行，通讯主要靠人工传递消息或少量的有线电话等，机动能力和通讯能力较弱。

    抗战时期，川军的伤亡情况极为惨烈。据统计，出川抗战的 350 多万川军，有 64 万多人伤亡，其中阵亡 263991 人，负伤 356267 人，失踪 26025 人，伤亡人数占出川将士总人数的近五分之一，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抗战时期川军伤亡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装备落后、战术问题、任务艰巨、后勤保障不足、官兵素质参差不齐等，但武器装备的劣势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川军的武器简陋。川军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大部分步枪为川造，使用时间久、质量差，甚至不堪使用，机枪、火炮、山炮等重武器更是少之又少。如在滕县保卫战中，川军面对日军的重炮和飞机轰炸，由于缺乏有效的防空和反坦克武器，只能凭借血肉之躯抵御。

    另一方面，川军的弹药不足。弹药供应也十分紧张，在战斗中常常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士兵在作战时火力不足，影响战斗效果，增加了伤亡风险。

    五、川军的顽强作战

    川军 “死字旗”

    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四川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安县小学教师王建堂组织 170 多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川军。部队出征前，他的父亲王者成托人送来一个包裹，里面便是用五尺白布做成的 “死字旗”。

    旗帜正中大书一 “死” 字，右边题写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题写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尸；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者成是王建堂的父亲，他是四川安县一名普通民众。虽年事已高无法亲自参战，但他深明大义，通过送 “死字旗” 鼓励儿子为国尽忠。王建堂接到 “死字旗” 后，带着它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等职，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等诸多战役，前后负伤 4 次，多次立功授奖。

    “死字旗” 的故事传开后，极大地激励了川军将士的士气，让他们在战场上更加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成为川军抗战精神的象征。这面旗帜体现了四川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爱国情怀和坚定决心，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形成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抗日热潮，为抗战精神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参与重大战役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湘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出川抗战，并在 8 月 7 日飞往南京参加抗日战争动员会，承诺四川所有人力物力全部贡献给国家。

    1937 年 11 月，刘湘率领川军出川，开赴华中前线指挥作战，所部奉令攻击进犯安徽省广德的日军，后因南京沦陷，第七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刘湘的部队也转进至皖赣一带。1938年1 月 20 日上午 9 时 40 分刘湘病逝。刘湘作为川军的领袖，他的病逝对川军将士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鼓舞，其遗嘱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激励着川军将士们继续英勇作战。

    抗战期间，川军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重大战役，承担了众多重要任务，为抵御外敌、保卫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无论是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战略相持阶段，川军都表现出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的精神，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

    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川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师等部队参战。虽装备简陋，但英勇顽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阻止日军进攻、延缓其战略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十六师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百分之80以上。

    台儿庄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奉命苦守滕县，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为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川军第四十一军 122 师在师长王铭章的指挥下，死守滕县三昼夜，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全师 5000 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李宗仁曾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场重要战役，川军在此次战役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川军在江西万家岭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川军在罗卓英的指挥下，成功围歼日军第 106 师团数千人，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有效牵制了日军的进攻，为武汉会战的防御作战争取了宝贵时间。

    长沙会战：长沙会战期间，川军多次参与战斗，成为保卫长沙的重要力量。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川军全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山崎大队。

    常德会战：川军第 10 军等部队参与保卫常德，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成功击毙日军 2 万余人，保卫了常德，为大湘西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川军将领的英勇事迹

    抗战中，一些川军将领英勇牺牲，他们分别是：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川军第145师师长。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饶国华奉命率部参加广德保卫战。在日军强大火力下，饶国华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惨重。阵地失守后，饶国华率部冲锋，终因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弹尽援绝，于11月30日晚举枪自戕殉国，时年44岁。抗战胜利后，饶国华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川军第41军122师师长。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王铭章奉命率部坚守滕县。在日军重兵进攻下，滕县城内弹丸如雨，王铭章率部殊死抵抗，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3月14日，王铭章在城中指挥作战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时年45岁。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许国璋：四川巴县人，川军第44军150师师长。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许国璋奉命率部在陬市、德山一带阻击日军。11月23日，许国璋在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2岁。

    刘一：四川合川人，川军第26师78旅156团团长。1944年8月，日军进攻浙江衢州，刘一奉命率部在衢州机场与日军展开血战。在弹尽粮绝之际，刘一率残部与日军展开肉搏，身中两弹仍持刀格斗，连续刺倒数名敌兵，最终被日军大佐用武士刀劈中要害，壮烈牺牲，时年31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晋刘一为陆军少将。

    赵渭宾：四川南充人，川军第165师493旅886团团长。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赵渭宾奉命率部在湖南祁阳县阻击日军。在战斗中，赵渭宾部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赵渭宾在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5岁。

    李家钰：1944 年参加豫中会战，负责掩护友军撤退，在陕县秦家坡旗杆岭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

    川军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爱国情怀，成为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众多川军名将中，饶国华无疑是川军的骄傲。

    饶国华（1894 年 12 月 7 日 —1937 年 11 月 30 日），字弼臣，四川资阳人，川军第 145 师师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战，率部出川抗日。1937 年 11 月，淞沪会战中，饶国华奉命率部进入安徽广德一带防守，承担牵制日军、保卫南京的任务。他坚决执行命令，决心誓死保卫广德。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依然坚守阵地，不轻易后退，体现了对国家和军队的忠诚。

    在战斗中，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鼓励士兵血战沙场，以死报国。他振臂高呼：“我们军人报国的严峻时刻到了，一定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身先士卒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士兵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极高的勇气和决心。团长刘汝斋违抗命令，擅自后撤，导致战局恶化，饶国华要求将其枪毙以整顿军纪。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饶国华率部顽强抵抗，虽被日军三面包围，但仍浴血坚守，寸土不让。即使在阵地被突破、广德失守后，他仍率残部退守十字铺，继续组织反攻。在弹尽粮绝、援军未至的绝境中，他决意与广德共存亡，坚守阵地至最后一刻。

    在日军包围十字铺后，日军派出军使劝降，但饶国华宁死不屈。他写下绝命书，表达了自己以死报国的决心：“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充分表达了他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气节。随后，他命令卫兵焚毁广德机场的物资，以阻止日军利用这些资源，选择了自戕殉国，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展现了川军将领的高尚气节和坚定信念。

    饶国华将军在广德保卫战中所展现的英勇无畏、忠贞不屈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川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他的牺牲激发了川军的斗志，使川军在后续的抗战中更加顽强地抵抗日军的侵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七、川军的重要贡献

    川军在抗战中对全国抗战作出了诸多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力贡献

    出兵人数多 ：从1937年到1945年，川军先后组织了六个集团军及一部独立旅等军事力量开赴前线，投入正规战争。近 350 万川籍官兵走上抗日前线，占全国同期实征兵员 1405 万余人的四分之一还多，其参战人数位居全国之首。在国民革命军中，尚有战斗力的部队百分之30 均为川军，实际战斗人员甚至超过了中央军。

    补充兵员多 ：除了最初的出川部队外，四川每年还向其他集团军补充新生力量 10 万到 30 万人，为全国抗战持续不断地提供了兵员支持，有效缓解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兵员损耗和补充压力。此外，川军还源源不断地为其他部队补充兵员，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川军输送壮丁达300万人以上，占全国实征壮丁人数的五分之一，为抗战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

    （二）战场贡献

    参与战役广 ：川军分布在全国 6 大战区，12 个省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枣宜会战、徐州会战等 28 场大型会战，几乎遍布全国所有重要的抗日战场，无论是在华北、华东，还是在华中、华南地区，都留下了川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身影。

    作战英勇顽强 ：在淞沪会战中，川军 4000 名战士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七天血战，最终仅剩下 600 名战士，伤亡人数超过百分之80，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坚守住了阵地。台儿庄战役中，两个川军师以轻武器和大刀与装备精良的日军顽强对抗三天，几乎全军覆没，却无一名士兵被俘虏，为台儿庄战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枣宜会战中，川军再次成为主力，歼敌 4 万日军，但也有 20 余万川军士兵伤亡。

    牵制日军力量 ： 川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英勇作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其不能在其他战场或战略方向上随意调动和集中使用，从而减轻了其他抗日军队的压力，为全国抗战的战略布局和战役实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川军坚守防线 ：川军在抗战中承担了大量关键防线的坚守任务，如在鄂西战场上，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坚守石牌要塞，成功击退日军，保卫了大后方的安全。在石牌保卫战中，川军以不足 5000 人的兵力，对抗日军 10 万多兵力的进攻，坚守阵地五昼夜，击毙日军 3000 多人，以牺牲 1500 人的代价，成功击退日军，守住了石牌要塞，保卫了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川军阻击掩护 ：川军在一些战役中还承担了阻击和掩护任务，如在徐州会战中，川军第四十一军奉命在临沂阻击日军，掩护友军撤退。在阻击过程中，川军英勇奋战，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为友军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

    川军坚守关键阵地 ：川军在战场上坚守众多关键阵地，如在江西万家岭战斗中，川军第 十军等部坚守阵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成功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其他部队的作战和战略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有效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增加了日军的作战消耗和疲劳程度，为整个战场的防御作战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三）牺牲奉献

    伤亡人数众 ：抗战期间，川军伤亡人数超过 64 万，占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是全国各省军人伤亡数量之首。阵亡的高级将领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师长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赵渭宾、刘一等 10 余人，充分体现川军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此外，还有病逝在华中抗日前线的川军领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

    精神激励强 ：川军将士那种不畏强敌、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激励力量，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增强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川军作为抗战时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击日军、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川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辉煌而悲壮的篇章。

    川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他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