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精神研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热门课题，一个沉重话题。

    习总书记讲，“鄂豫皖苏区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第一次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作出了最有权威性的肯定;第一次高度赞扬了“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说明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懂得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第一次”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大发扬。

    总书记这两句话，是研究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要义和根本遵循。要走出对大别山精神研究所涉及历史问题的认识误区。如张国焘事件和西路军问题；走出对大别山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误区。大别山不是所谓的历史暴力区，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受绿林主义的影响，而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民族精神的重塑；走出对大别山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误区。大别山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尤其对当今大别山老区建设、党风廉政建设、青少年思想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我说“大别山精神”研究是一个“沉重话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没有”上。

    第一，一些领导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学术研究没有真正形成合力；
    第三，研究成果没有形成叫得响的品牌。

    大别山革命和精神研究，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赓续八十年代，兴盛于世纪之交。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很多学者都在参与研究，分别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大别山精神“表述语”， 信阳版——六安版——党史版（石仲泉）——高校版（王炳林，教育部高校社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等。但至今为止，还没有提炼出三省一致认可的“表述语”。人人提，处处讲，五花八门，莫衰一是。对内。不利于统一 思想，形成共识；对外，不利于舆论造势，同频共振，打响品牌。

    怎样才能提炼出体现大别山精神核心要义的表述语？我建议要真正实行“三个转变”：

    一、在组织推动层面上，要从各自为正向三省抱团研究转变。

    大别山精神源于大别山鄂豫皖三省人民的共同实践。我们要象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三省人民共同创建根据地那样，齐心合力，共同搞好大别山精神研究宣传。建议由三省七市（黄冈、孝感、随州、武汉、信阳、六安、安庆）党委宣传部牵头，组建战略联盟平台，以三省七市宣传、党史、社科、院校为基本队伍，聘请国内这几方面的顶级专家当顾问，制订共同研究计划，分年聚会研究，出版成果。

    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要从印证式研究向原创性研究转变。

    当今，我们的研究现状大多囫于印证式、解释式、编抄式的研究，原创性的精品力作不多。这不仅是大别山革命史研究，其它领域研究包括文艺作品创作也是如此，也是这样一个研究生态。“学术乃天下公器”（梁启超）。学术研究是基础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在现代革命史基础研究上，我接触到有影响的是朱玉（西路军）、夏宇立（红四方面军）、黄文治（鄂豫皖革命史）、周冶陶（长征起止时间）等，他们的原创性研究很有影响。引用原文、原件、原话、原事，还史实的本来面目，这样才有意义。

    我很赞成“比较式研究”这种方式。比如，研究黄麻起义，要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行比较研究，从背景、时间、兵力、影响上去综合分析，才知道黄麻起义的伟大。再比如，从各个根据地存续时间进行比较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存续28年红旗不倒，何其艰辛艰难。当然，这是仅就存续时间比较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有根据地规模、政治军事经济影响等等。还比如，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时的兵力比较研究，在现代革命战争中经典战役及其领衔指挥的黄冈籍将帅与它籍将帅的比较研究。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打开我们的研究视野，向原创性研究发力，向接近史实开掘。

    三、在舆论宣传层面上，要从纯学术性研究向舆论大合唱转变。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为了舆论宣传，最根本的是为了弘扬大别山精神。

    第一，本着“论从史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原则，精心提炼大别山精神的表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