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伦转移到香港之后，父亲的联系人换成了素不相识的“劳辛”。劳辛（1914-），原名劳家顺，是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曾担任中共云南省青委委员，1946年随中共南方局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劳辛告诉父亲：“徐荇”这个名字党组织是知道的，因为南方局青年组研究并同意接受你入党，但是在南方局在撤退时没有给你履行入党仪式，必须补办这个手续。1947年10月，在上海北四川路843号育才学校办事处一个小阁楼上，举行了只有两个人参加的入党仪式，劳辛同父亲握手，领着宣读誓词，还告知有三个月的候补期。1947年12月转正时，劳辛同父亲在一间咖啡厅谈话，先让父亲谈了入党后的体会，然后代表组织宣布批准父亲“转党”，并说如果在解放区是要举行隆重仪式的，现在是地下环境，谈谈就行了。

    由于刘光同志逝世、父亲秘密转移上海和回乡省亲，几个衔接环节上的阴差阳错，父亲正式的入党时间因此推迟了一年有余。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写过反省日记，他认为共产党的第一优点就是“组织严密”，当然还有“纪律严厉”、“精神紧张”、“手段彻底”等等——从我的父亲的经历看，其讲的真不是假话。

    在以后历次整党运动中，父亲都提过一个问题：自己的入党时间应该是从1946年初刘光同志通知自己之日算起，不应该从1947年底正式举行的宣誓仪式的日子算起。然而，宣布父亲入党的介绍人刘光已经英年早逝，而记载父亲宣誓入党的材料却一直留在组织上的档案里，1947年入党，看来是无法更改的。

    （七）

    父亲入党后，按照党的部署，继续广交朋友，积极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也利用学校在当地农村开设卫生课的机会在加紧活动，准备在农民中发展党员。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发展党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其中一些人还真的发挥过很大作用。

    比如，父亲到上海后碰到了在重庆认识的朋友丁日初，丁日初是福建人，其父丁超五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院长。党组织了解到此人背景，立即布置父亲去做工作，与他继续交朋友，将他发展成为党员。解放前夕，上海党组织将丁日初派遣回福州，利用其父的社会关系做工作，还在他那位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父亲的宅院里架设起了秘密电台。有材料记载，当时隐藏在国民党内部、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革命烈士吴石（解放以后在台湾被蒋介石枪杀，时任国民党中将），就是通过丁超五宅院里的电台，将涉及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的情报发送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福建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又比如，党组织为什么要在大场附近的农民中积极发展党员呢？因为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向启东进发，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而由崇明岛过了江就是大场，所以大场成为共产党着力做工作的重点地区。为了使这里有良好的迎接解放的群众基础，父亲还记得他们利用讲课做掩护，在当地农民中宣讲科学道理，号召破除愚昧和迷信，积极发展进步力量，由此一些觉悟的农民还做出过火行为——捣毁和尚庙，领头者就是他们准备发展的党员——农民沈阿根。

    父亲与母亲是1948年8月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结的婚。他们相识在重庆，重逢在上海。父亲离开重庆一年后，母亲打工的中央印制厂被关闭了，她接近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那些一起活动的工友，有的被捕关进渣滓洞，有的回家躲起来了，有的去了解放区，1947年10月，母亲在一位工人老大哥吴在明的帮助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一个月后在上海由吴在明介绍加入共产党。母亲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找到了曾经辅导过她学习的父亲，还在附近的一所农村托儿所找了份工作，从恋爱到结婚，与父亲一起开始了美好的生活。

父亲和母亲1948年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留影

    就在地下党积极工作、迎接解放之时，国民党政权也在垂死挣扎，对地下党的搜捕更加疯狂。1948年9月，父亲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几次都联系不到劳辛，又到过去经常与劳辛接头的几个联系地点试了试，还是碰不到他，焦急万分。那时的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不能横向联系，在育才学校里即使知道某某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也不能随便联系，父亲的焦急只有母亲知道。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吴在明是一位老党员，也是地下党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的信息更加灵通。几天之后，吴在明告诉母亲，父亲的上级出了问题，情况还不清楚，嘱咐此时不要随便找朋友，也不要回育才学校，暂时躲蔽一下，等待组织上弄清楚情况。父亲想到自己的二哥在南京已经找到了工作，就与母亲一起暂时躲避到南京二哥家里。

    1948年11月，吴在明通知在南京躲避的父母到上海与党组织接头，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人换成了陈明（解放初曾在上海提篮区任副区长）。陈明告诉父亲：他原来的联系人劳辛在去一家出版社时被捕了，幸好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就出来了，没有发生问题，组织上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陈明与父亲商量，因上海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就住在南京，保持通信联系，等待组织安排。陈明留下的通信化名叫“罗亭”，通讯处是上海闸北区的一个中学。父亲在躲避和等待工作的期间，也没有闲着，利用在社会大学教“文学语言”课时的积累，为上海文化工作社赶写着一本书：《论文学语言》。

    没隔多久，一个人拿着署名“罗亭”信的陌生人从上海来找父亲，说父亲和母亲的组织关系已经由上海转到南京，并告诉父亲南京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大米卖”，另外还说，可以帮父母办两张在南京居住的身份证。就在办理身份证、等待南京党组织接洽期间，“罗亭”曾交给父亲一个任务：与一位要求进步的富家子弟凌定贤交朋友。此人是茅山一个绅士的儿子，父亲要以朋友的身份到他家乡办小学，发展他入党，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工作，准备配合茅山区解放军的战斗。就在父亲找到凌定贤、准备去他家乡办小学的时候，南京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朱启銮按约定的暗号来找父亲。父亲向朱启鸾汇报了上海党组织安排的任务，朱启鸾说去茅山办学校的事南京党组织知道，现在不用去了。这样，父亲中断了同凌定贤的联系，并用暗语写信告诉上海的联系人陈明：“母亲（南京党组织）已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