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旧政权的覆灭，共产党登上治理中国的舞台。毛泽东主席激情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大军浩浩荡荡进城，解放军颁布了一系列严明军规，这些“军规”篇幅虽短，却很具体，如官兵出行必须穿军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买车票，官兵到营业的剧场看戏一律全费买票入场等等，解放军成为市区里最受尊敬的人。人间正道，共产党扬眉吐气，过去隐藏“地下”的父亲和母亲，从“地下”走到“地上”，再也不怕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了，胸前除了佩戴上毛泽东的徽章，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一段时间里都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质胸章和臂章。

    1949年4月28日，经中央决定，在南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为《新华日报》，任命石西民为报社社长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和地下党的办报人员就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的办公室里，编辑出版了《新华日报》的创刊号。蒋介石的“大秀才”陶希圣在炮声中匆匆逃亡，他的礼帽和手杖还挂在衣架上，见证着着共产党报纸的诞生出版。

    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文化政治中心，仍在运行的私营报业可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对于旧政权的御用喉舌如《中央日报》等反动报纸，肯定是要摧毁的，军事管制、彻底改造，用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取而代之，但是还有近30家私人办的报纸怎么办？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表现各异，前途和发展也不大一样，如何接管并改造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

    解放之初，父亲就去三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工作过。

    1949年4月底，父亲受《新华日报》党组织之命去工作的第一家报纸是《益世报》。《益世报》在民国时期是与《大公报》齐名的四大报纸之一，该报曾因支持五四运动而声名鹊起，“九·一八”事变后，该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得到进步人士好评，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却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并反对中国革命，南京的解放，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疑标志着这份报纸已走上穷途末路。事实也的确如此，父亲到这里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该报就宣告停办了，父亲重新回到《新华日报》负责编辑副刊。

    1949年6月，父亲又被派到《新民报》任副刊部主任，还担任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

    《新民报》也是一份老牌私人经营报纸，这份报纸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大量客观的报导，特别是 1945年11月14日，该报副刊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刊登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词作《沁园春·雪》，并配发编者按对该词大加赞赏，称其“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新民报》的作为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连《新华日报》也未曾想过《新民报》会首发毛泽东的词作。随后，业界数十家报纸跟进转载，并不断发表唱和之作，使蒋介石十分恼火，大骂报业管理者无能。《新民报》不仅报道有奇招，同时积极扩展报业，在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五地出版了8种《新民报》，一度成为拥有“五报八版”的大报业系统，创办人陈铭德因此被誉为“中国报业界的巨子”。但是南京解放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者，怎样对待这些支持过自己的私营报纸，真有些犯难。

    团结保留他们？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就已阐明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不一样的，他们其中的进步人士是共产党的朋友。毛泽东于解放后的1950年4月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那么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进步人士办的报纸应该是可以与共产党政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消灭改造他们？也有权威的说法，其中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文件中就写道：“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采取鼓励政策。”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灌输、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夺得政权之后的共产党员们，更容易采取的是不允许他们存在和发展的态度。

    父亲被派到这家私营报纸，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其一是：虽然我们不能一下子掌握报纸大权，但一定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编写文章为党说话；其二是：组织党员和工人进行政治学习，建立工人工会，组织发动报社员工向资方进行斗争。按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些私营报纸老板不管政治倾向怎么样，“资本家”身份是不能改变的，向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言人进行斗争，你能犹豫吗？父亲与其他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斗争的结果是——《新民报》在南京经营不下去了，决定停办，随后将报社迁往上海，改名为《新民报晚刊》，即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这份报纸其后经历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公私合营等历次运动，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已不是一份私人办的报纸了，而成为党的舆论工具和政府喉舌。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据有关资料记载，私营报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先开始搞公私合营的行业，早在1952年底，全国就已经消灭了所有的私营报纸，大大早于在1956年才开始进行的工商业公私合营，成为提前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典型。

    父亲在《新民报》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由于负责编辑副刊的关系，与南京文艺界人士联系很多，在重庆育才学校同为“小先生”的路翎（1923-1994）①此时也在南京市文联工作，相互之间常有来往，他写的短篇小说在国内小有名气，不时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绿原也给父亲拿来他写的新诗，南京市文联的一些人如苏汎、郑造、黄天戈等，因是原来就是新民报副刊的作者，继续与父亲这位副刊编辑负责人保持着写稿上的联系。后来路翎离开南京，他向南京大学推荐，将自己讲课的任务转交给父亲。对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学专家方光焘先生的热情邀请，父亲不好推辞，只能接受，只是把原来路翎讲的小说习作课改为自己擅长的文艺批评课，每两周讲一次，讲了近两年，在自己履历中又增加了一段经历——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文艺界历来是多事之地，各种观点、流派林立，表现手法和风格各异，各有各的市场，谁也不服谁，经常吵嘴争辩，解放前解放后都是如此。父亲上述这些文艺界的朋友们，解放前大多属于胡风派，后来则多被划为胡风分子，像路翎、绿原还是“胡风反党集团”的铁杆骨干，这种联系成为后来怀疑并审查父亲的缘由。

    这一年在《新民报》的工作，对父亲来说是有福有祸。这一年间，父亲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和激情，勤奋笔耕，结合自己的工作积累先后撰写出版了好几本书，如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了《论文学语言》，在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斗争》和《学习社会发展史提纲》，为南京光明书店编写过“学习共同纲领”的小册子等等，其中《论文学语言》、《文艺斗争》两本书在解放初期都再版过多次，父亲此时只有28岁，也算是成果累累。但也留下隐患，因为这些书大都写作于解放前夕，在《文艺斗争》那本书里，一些文章还涉及到文艺界内部的思想争论，赞同了胡风倡导的“主观力量”论，对路翎和绿原的创作成绩表示了赞扬，使之成为日后审查父亲的文字证据。另外也有人非议，“一个共产党员不请示党组织就出这么多的书，而且这些出版社都是私营的，除了成名成家思想作祟外还是在为资本家涂脂抹粉”……现在看来，这些非议可算“奇谈怪论”，但在当时你还不能小视它，南京刚解放，革命队伍里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人，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解放区来的、国统区来的，地下党里的、解放军军营里的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明显，相互碰撞的事经常发生。比如对于南京市区里的闪烁的霓虹灯，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不以为怪、习以为常，而第一次进城的军队干部，却被这五色灯光搅得心神不宁，甚至视为糖衣炮弹，诸如此类的反差还有很多，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党组织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对于自己队伍里一些人的闲言碎语，父亲还是在党内进行了自我检讨，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

父亲解放初期写的一些书

    1950年5月，父亲同原来《新民报》中的几个党员一起调到《南京人报》。该报又是一家知名的私营报纸，因为政治倾向拥护共产党，解放后一直正常出版。该报总经理是蜚声文坛的老牌新闻记者张友鸾（1904-1990）②，总编辑是老报人毕群，父亲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受《新华日报》总支部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