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极其热闹。此时我已经读小学，也能记得不少事：除四害——敲锣打鼓，竹竿乱舞，麻雀惊飞；大炼钢铁——伐树炼焦，砸锅卖铁，炼铁的小高炉遍地开花……今天反思是荒谬的闹剧，当年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异常兴奋，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我也激烈地挥舞过砸焦炭的小锤子，狂热地敲打过抓麻雀的锣鼓。

大跃进年代“除四害”场景——展示一日抓麻雀的战果

    就在这喧闹的一年里，毛泽东提出要“办理论刊物”。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分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随后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次全会上，作出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红旗》杂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版。党中央同时还向各省发出了加强理论工作和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1958年6月6日,中共江苏省委也做出决定:创办理论刊物——出版《群众》杂志。7月1日江苏省委确定由欧阳惠林、吴镇、陶白、樊发源、徐荇五同志组成《群众》杂志编辑委员会，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任总编辑，吴镇和父亲任副总编辑。《群众》杂志由省委分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刘顺元(1903-1996) ④亲自领导，省委还专门成立了刘顺元为组长的理论领导小组，父亲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每月召开一次思想座谈会，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一起研究思想动态，一起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写文章的选题。

父亲在江苏《群众》杂志工作期间留影

    《群众》杂志创办于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年代。党的领袖浪漫地唱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老百姓豪迈地和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真是有气派，我这个少年至今都记着这些浪漫的诗和豪迈歌，备受鼓舞。新创办的刊物，迎着时代的风潮也高唱着“立大志，鼓大劲”的主旋律，《群众》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即为“大做文章的时代”。

    “立大志，鼓大劲”，群众发动起来，大干苦干实干，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可是实际发展的进程却不竟然，一些人头脑开始发烧，社会主义还没干好，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些人甚至不顾客观规律地大吹牛皮、乱放卫星，典型的说法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江苏还出现了这样的“奇歌怪唱”：“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在这股热潮面前，《群众》杂志也说过过头的话，好在掌舵的人没有乱了分寸，头脑是清醒的。主管杂志工作的省委书记刘顺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曾被刘少奇同志称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刘顺元十分重视理论学习，每天清晨七点就到办公室读马列经典。有一天他读到列宁谈统计工作的文章后，就找父亲和理论小组的同志讲：搞经济建设要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要有量的分析，不能心中无数或者数字不实在。他还说：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方向，实现这个方向，需要经过许多步骤和阶段来创造条件，如果急于求成，就会欲速而不达。对于党内蔓延浮夸风，他十分担忧，想了点办法遏制，如1958年9月19日他签发了一份省委通知，要求凡上报高产，县乡党委书记必须个人签字署名。刘顺元反复叮嘱理论小组同志在工作中，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二要学习马列；三要学点历史，只有这三者的统一，才能使理论工作方向对头，研究厚实，分析深入，取得好成绩。他还对《群众》杂志的同志讲一定要用好的文风办杂志，在理论文字上，华而不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没有出息的、站不久的。刘顺元的这些教诲对父亲影响极深，1997年父亲为纪念《群众》杂志创刊40年题词回忆当年办刊经历时写道：“党刊为党作尖兵，群众路线是精神；造车门闭文章涩，引泉渠畅池水清；明白如话词求浅，实事求是理讲深。数十冬春念师友，当年热气靠同心。”

    刘顺元书记的清醒，却被当时的形势所不容，被说成了右倾，差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幸亏有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保护。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一书里曾写道：“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 ‘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 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 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

    刘顺元躲过了“反右倾”，躲不过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之后他历经劫难，丧失自由长达七年之久才获解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来到北京，此时父亲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当副总编，父亲经常将新出版的书送给这位爱读书的老领导，也不时到他那里看望并聆听他的教导。1982年刘顺元率先向中央提出退居二线的要求，获准后回到南京定居。到南京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给父亲开出一些书目，寄上些钱，请父亲帮他买书并寄给他，我就多次拿着父亲的内部购书证到北京六部口新华书店内部购书处帮助这位老省委书记去买书，顺便就在旁边的邮局打包寄走。父亲与刘顺元书记的这种书香联系一直保持到他1996年逝世。

    狂热的大跃进并没有使我们提前迈进共产主义，接踵到来的却是三年困难时期，这就是头脑发热、违背规律付出的沉重代价。三年困难时期，对我们这些红旗下出生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次感觉到吃不饱饭了。为了饱腹，家里开始是将大米用水泡涨了之后再煮饭，这种不偷工但是减料的法子肚子是不领情的，饥肠辘辘的感觉总是提前到来，于是大家就用“飞机菜”（即南方盛产的大青菜）与大米一起煮成菜饭以填饱肚子。那时孩子们可吃的零食很少，有一种记忆很深刻——即可以用牙膏皮向小贩换榨油后剩下的渣滓即豆饼当零食，这东西看起来不起眼，可敲下一块放入嘴中，嚼起来竟满口喷香，现在想起来还都馋人。小孩子都感觉肌饿了，顾及孩子们的家长一定更加如此。记得是在1960年的春天，父亲在一次作报告时竟然晕倒在讲台上，被急救车送往医院，经检查没有发现别的毛病，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致，省委办公厅因此赶紧送来一些蛤蜊和几瓶大豆磷脂给父亲增加营养，父亲不愿自己独享，我们这些孩子也因此享了口福。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省委的干部都被饿倒了，那些在农田里劳作的老百姓又会怎么样呢？后来读到当时江苏省的掌门人江渭清写的《回忆录》，他这样描述：“‘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 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 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这样的描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在南京市内也见过弃婴——我家当时就住在南京山西路的省委宿舍，楼旁边就有湖泊和农田，有一天我们这些孩子在湖边玩耍时竟发现了一个裹着小被子的婴儿，我们一碰还哇哇大哭，吓得我们这些孩子赶紧跑回家去报告家长。

    受到严重困难的惩罚，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1960年底、1961年初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也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还说要将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之年”。